第18部分(第2/4 頁)

沸騰情緒，亦正如‘二十一條’之時也。我記得國文老師要我們背誦陳布雷為蔣委員長所撰的‘告國民書’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我們師生在國文班上集體啜泣之往事，至今記憶猶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時，遠在重洋之外，在陳憲中、姜國鎮、邵子平諸先生領導之下，還要面對聯合國大廈，向來訪的日本首相，含淚大呼：”日本不賠償，不道歉，我們永不罷休’哉？（在本篇撰寫結論時，於九月二十一日，筆者曾應約輟筆前往聯合國廣場，扛牌遊行，要求日本賠償道歉。陳為紐約區保釣領導人；姜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會主席’，二人皆臺籍；姜夫人且為日裔。）

事實上袁氏這時所遭遇的困難，也正是二十年後蔣氏所遭遇的困難。強寇入侵，既不能戰，又不能不戰。唯一的辦法，則是既不戰，也不降，來它個無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適所說的苦撐待變吧。陸徵祥是個慢性而多禮的外交家，每次會議之前，請坐、喝茶就要喝掉幾十分鐘，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則把會期減少，每週一會；更把會議程式無限拖長，二十一條，多來兮，再一條一條慢慢研究。顧維鈞先生那時是陸外長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趕出會場之前，場場參加。顧氏後來對我慢慢道來，繪影繪聲，十分有趣。在我當時撰寫‘顧維鈞回憶錄’時，我也曾把它繪影繪聲的記錄下來。顧氏對我這樣幹法，雖頗感意外，卻人為欣賞，並特函哥大當事人，把我大為誇讚一番。誰知後來這些保守學人，為著節省助理費（其實該省而不省的浪費正不知有多少），把顧公和我所認為最精采的部分，都給‘節省’掉了。我個人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顧公竟為之頗感不快。當時我不知也。數十年後，餘於哥大所開放之舊檔中，始初知此事，亦為之怏怏也。夫復何言？

二十一條交涉，就這樣一拖拖了四個月，日本人無可如何，只好自動把條件減輕，以免夜長夢多，引起英、美的阻擾，但是中方還在繼續，請坐、喝茶、研究，還價。弄得日本人實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乃親訪多禮的陸外長，向陸親自交上一份‘最後通牒’，同時說明日本駐華陸海軍，已勒韁以待，箭在弦上，勢在必發。中國政府不能再拖了，終於迴文‘即行應諾’，便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簽訂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約九條，換文十一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一件，換文兩件。這就是有關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四閱用的全部結果了。【條約原件現存臺北南港近史所，已對外開放。條約全文影印最近版，見上引，‘中外約章匯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頁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條交涉誤國辱國平議

這次袁世凱的二十一條交涉，被後世史家和著作家，說成是袁世凱企圖帝制，投日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的總罪證。其實袁世凱又何嘗接受二十一條呢？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原件，和簽訂後的新約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別也。當然我們不容否認，這組新約是一部喪權辱國的條約。例如延長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紀。又默許日人無限制向東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喪權辱國的。但是這是中央政府在敵國大兵壓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國卻始終沒有變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雖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弄得臭名四溢，後來也只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他們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還要強佔我們的釣魚臺，並大力引誘曾經參加過日軍的李總統歸隊。【見姜國鎮譯著‘談李登輝與“文藝春秋”的訪問記’，載‘世界週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紐約版，頁十二…十三。在李總統答覆日本杏林大學教授伊藤潔的訪問中，李總統竟然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政府利用來跟日本要錢的籌碼。我斷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寶島上兩千一百萬的臺灣同胞。在中國近現代史裡，李總統和袁大總統的歷史地位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了。】

在二十一條交涉結束的十六年後，日本還是把我們的東北全部強佔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默許了‘滿洲國’的存在之後，還不是要在敵人槍尖之下，不斷的籤其城下之盟，什麼‘塘沽協定’（一九三三）、‘何梅協定’（一九三五）、‘秦土協定’（一九三五）？多著呢。二次大戰後，中國變成世界四強之一了，中國還不是把外蒙古斷送了。這記斷送勾當，竊國大盜袁世凱不敢為也；聲名狼藉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