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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乃被誤呼為白狼；義軍後亦以此諢名自豪，云云。陶記亦得自傳聞，不可全信。另據杜春和編‘白朗起義始末’【收入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則白狼一名白瞎子，只是一個半文盲的貧農，白狼起義時，二次革命亦於同時爆發，黃興曾輾轉與之聯絡，並委派之為河南都督，而其在袁軍後方破壞京漢鐵路以阻北軍南下。總之，白狼盛時，一‘杆’萬餘人，橫行五省，飆忽如急風暴雨，儼然是五十年前捻軍歷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後白狼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創，敗退至河南魯平時，卒為袁軍臥底的密探擊而死，時年四十一（另說四十六歲），其敗亡亦如捻軍當年之任柱也。【參見‘晚清七十年’卷二，頁一六○…一六三；及羅剛著“劉公銘傳年譜初稿‘上冊，頁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

筆者附註：我國黃淮平原一帶，民風強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幾無歲無之。筆者本人，生於斯，長於斯。幼年竟是目擊之人。白狼之亂時，餘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農村鬧劇。蓋我鄉，今肥西，地處黃淮平原的邊緣，每遇‘荒年’，即時聞出自皖北河南一帶的‘股匪’南下劫糧‘打荒’。‘股匪’與‘土匪’不同。土匪只是零星的小強盜，打家劫舍，綁票勒贖。股匪的組織則如軍隊。其來勢如潮水。少數官軍都逃避一空，或據縣城自保。鄉村農民不甘妻孥生畜被拉被搶，乃抱兒攜女，牽牛趕豬，相率逃亡，謂之‘跑白狼’；或聯莊紮寨，武裝自衛，謂之‘打白狼’。過境入侵者，往往仍自稱‘白狼’。憶北伐前夕，某次白狼過境，餘學步未幾，竟也腰掛‘勃朗寧’，隨武裝農民在農村‘浪勁（境？）’遊行，向白狼示威，表示我們有備。切莫來犯。據老輩傳言，‘白狼’原是‘八郎’之誤。兩辭土音相同也。楊家將只有‘七郎’，白狼則是某家的八郎雲。這種‘跑白狼’、‘打白狼’在當地可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中國近代史上的捻軍、淮軍，都是同一個社會基礎上起來的。北伐之後不久，當地又發現了張國燾、徐向前的‘紅軍’，武裝自衛的地主和農民，誤把‘紅軍’當‘白狼’，就變成反革命了。毛主席來了，不許老百姓‘當白狼’、‘打白狼’甚或‘跑白狼’，一遇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農民就只有待在家中餓死了。‘大躍進’時，安徽一省就餓死農民六百萬。陳一諮先生後來被國務院派在肥西調查，他根據官方內部的資料向我說，安徽餓死的農民，遠超過六百萬。這也是我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的，轉型現象之一，至可嘆也。故隨筆記錄之，以為祖國農村社會轉型留一點信史。

外患比內憂更嚴

農民暴動固然是把袁總統的民國，弄得瘡痍滿目，民不聊生，但畢竟還無亡國之虞。與它同時發生的外患就不同了。應付失策，就難免有瓜分之禍。這種外患，說來話長，將來當闢外交專篇細論之。此處只能三言兩語，略作交代。筆者在清末導論篇中曾一再提到，二十世紀初年謀我最急者，莫如日、俄兩國。兩強對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猙獰，述之真足汙我筆墨。表面無日、俄之猙獰，然深謀遠慮，笑裡藏刀，對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則大英帝國也。

筆者在庚子聯軍諸章曾細述之，在八國聯軍時，英國深恐我被瓜分而影響其通盤利益，乃策動美國大搞其‘門戶開放’。筆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國之所以策動美國帶頭者，是它志在阻擾日、俄對華之瓜分，而對其本身在華之利益範圍，則斷不‘開放’；對其在華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斷不放鬆也。因此當日、俄兩國乘辛亥革命與二次獨立之亂，而對滿蒙蠢蠢思動時，英國已不聲不響，繼續深入西藏矣。

英國對西藏的割裂企圖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雙方已正式與非正式訂過五次有關西藏的條約，計有：“中英會議藏印條約‘（一八九○，一八九三），’拉薩條約‘（一九○四，此約為西藏地方政府所簽訂，因主權損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絕承認），’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一九○六），’修訂藏印通商章程‘（一九○八）。在此五約中，英方雖在不同程度上，極力否認中國政府對西藏有’主國‘的’統治權‘。然自始至終，英方不願否認中國對西藏有’上國‘的’宗主權‘。英國當時作此項承諾，並非如一般西方專家所說，由於中國政府’靈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l　diplomacy；【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卷十八，頁三八二】。顢頇的大清官僚，無此‘skillful　diplomacy’也。狡猾的英國外交官之作此言不由衷之承諾者，志在防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