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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儘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儘管客廳的牆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志願，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劃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麼是對，怎麼是錯，這裡赫然橫亙著一個無可奈何。

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髮型師，他對華人黑髮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髮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髮廳裡來，原因只在於，這位髮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髮造型時他只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髮型師力圖營造一個髮色和語言協調的小天地，儲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髮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並不是這樣固執。或許最終還是固執的，但現在卻已不易構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徵一樣穩定的審美造型。對此，髮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願反悔、更不願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願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代鬧市間。據說新加坡開發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裡打水，然後又驅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面環海卻又十分乾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於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麼婉轉，那麼迴盪，那麼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閒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呵出過太多的水氣，乾癟了，只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呵出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論的含義，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裡。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願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槍的意緒。

其三

英語裡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鉅富調理好足夠的詞彙，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裡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麼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裡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裡聽幾句道地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願望。我在這裡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後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醃篤鮮”、熗蟹什麼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地一位演員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裡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果是，一進門大夥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呵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裡，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麼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道地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半個世紀，而現今的談話，多數詞彙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麼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後只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統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蹟一般地，她嘴裡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