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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他經常出席中央的重要會議，主持編寫了紅二十五軍戰史，並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8年底，徐海東成了“造反派”攻擊的目標。

一天，一群紅衛兵衝進徐海東的臥室，圍在病床前開起了“床頭批判會”。他們逼他承認是“修正主義分子”，承認在大連時參加過高崗召開的“黑會”，還要他承認“野心不死”、“想當國防部長”、“要奪總參黨委的權”……。徐海東頭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連他在“文革”初給毛澤東寫信都成了罪狀，說他這是“想要毛主席下臺”，“交權給劉少奇”。

那是1966年5月23日，徐海東出於對黨的事業的關心，對當時黨內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的憂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就如何選好接班人談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選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標準”。他還提出：“毛主席親自培養幾十年的老幹部不宜換得過多，因為把黨傳統、作風交給下一代有一個過程。……”

林彪、“四人幫”一夥對徐海東的迫害一天天加緊：銀行的存款被凍結，分文不準支取；暖氣供應被停止；日常用的藥品受到限制，最後連氧氣供應都被切斷了。

徐海東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因為呼吸困難，嘴唇、手指甲都變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著奄奄一息的徐海東，周東屏心裡十分難過。於是她對徐海東說：“我得想辦法去找總理！”

徐海東搖搖頭：“不，不要去找總理，他忙啊！他也難啊！”此時此刻，徐海東十分體諒周恩來的難處，不忍心為了自己的事去打攪周恩來。

沒過幾天，徐海東開始發燒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周東屏想起了徐海東親密的老戰友王震，便揹著徐海東讓兒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讓他想辦法救救徐海東。

王震把徐海東的情況報告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氣憤，他立即給北京醫院掛了電話，囑咐把徐海東的醫療關係轉到解放軍總醫院。又叫秘書打電話告訴有關單位，一定要保證徐海東的氧氣和藥品供應。

處在半昏迷狀態中的徐海東，聽說周總理親自過問他的醫療保健事宜，激動得流下熱淚。他喃喃地說：“總理，總理，我們的總理啊！”

1969年3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就要召開了，參加會議的代表陸續到達北京，而徐海東卻沒有接到出席“九大”會議的通知。

3月31日深夜，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北側小會議室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上，他用低沉的語氣鄭重宣佈：“毛主席緊急提議，徐海東同志應出席第九次代表大會，並參加大會主席團。”

周恩來講完，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問。當時，徐海東畢竟還是一個“犯有政治錯誤的人”。

周恩來見有人提出疑問，便解釋說：“我們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說過，徐海東同志是一個對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認為不讓徐海東同志參加‘九大’是不合適的。至於他有沒有問題，以後會搞清楚的。”

會場沉靜了片刻後，與會者終於同意了周恩來的提議。

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和軍委“辦事組”的一位負責人，匆忙趕到徐海東的病床前，向他傳達了周恩來主席召開的緊急會議的決定，並問他：“你能出席今天的開幕式嗎？如果不能參加大會，可向中央請假。”

本來對參加“九大”已經絕望的徐海東，聽說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安排，讓他出席會議，喜出望外。他流著淚，激動地說：“主席提我的名，身體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東急忙起身，要周東屏幫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長的鬍子，帶上氧氣袋，於當天下午坐車趕到了人民大會堂。

周恩來見徐海東坐手推車來到了主席臺，急忙迎上前去，含著熱淚和他握手，並親自扶著徐海東，將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東方紅》樂曲聲中，毛澤東款步走上了主席臺。會場內頓時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毛澤東就座後，環視了一下主席臺，然後大聲問道：“海東同志來了沒有？”

“到了！到了！”徐海東連忙應道。不知是什麼力量驅動，他竟然站了起來。毛澤東特意轉過身，向他招手致意。會場又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徐海東久久地望著毛澤東，老淚縱橫。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

在黨的“九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