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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軍旺盛的戰鬥力。

當時，我病得很厲害，海東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養病出危險，就選身強力壯的同志組成擔架隊抬著我行軍。敵人天天“掃蕩”，部隊作戰頻繁，擔架隊的同志甚至在風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爬山越嶺抬著我跟著部隊行動。蘇區被敵人燒得沒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營時，把我的擔架靠在尚未倒塌的牆壁旁邊，還要搭個蓆棚子擋風。我怕影響部隊的行動，幾次要求把我留下來，海東同志堅決不肯。我病得那樣重，又是在那樣異常艱苦的環境下，如果沒有象海東同志這樣的戰友，這樣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我會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東同志不僅對我是這樣，他對幹部對戰士也都很關心愛護。因此，環境再艱苦，再困難，幹部和戰士始終保持著團結友愛的精神和飽滿的戰鬥情緒，這是和海東同志優良作風的影響分不開的。

四一九三四年初夏，紅二十五軍從鄂東北來到皖西北，在商城縣豹子巖，省委決定將紅二十八軍編入紅二十五軍。徐海東同志擔任軍長，吳煥先同志任政治委員，海東和煥先同志指揮紅二十五軍轉戰鄂豫皖蘇區，在廣大群眾和地方武裝的支援配合下，抗擊敵人十四個師四個獨立旅共八十餘個團的兵力，堅持鄂豫皖邊區的武裝鬥爭，有力地配合了全國各地紅軍的行動，紅二十五軍運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打了很多出色的勝仗。兩軍合編以後就遠端奔襲敵五十四師後方羅田縣城，奇襲安徽重鎮太湖縣城，繳獲大批銀元、槍支彈藥和各種物資。在靈隱寨激戰兩晝夜，挫敗了敵追擊的三個師；在長嶺崗全殲敵一一五師；在大柳樹戰鬥中殲敵一○七師兩個團和駐湯池的工兵營；在光山縣斛山寨地區，打破敵人十個團的圍擊，殲敵四千餘人。徐海東同志和吳煥先等同志對於我們黨堅持鄂豫皖邊界地區的革命鬥爭，對於鞏固和壯大紅軍都是有很大功績的。

在紅二十五軍轉戰到皖西北的時候，省委的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視工作，他指責我“肅反不堅決”。他僅僅根據一個副營長被逼出的口供，就認定皖西北道區指揮部司令員吳寶才同志和道區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師政治委員江求順同志是“反革命”。我和海東同志堅決反對。我和省委代表發生激烈爭論。我說：吳寶才和江求順都是經過戰爭考驗的好同志，怎麼能只憑一個人的口供就定他倆是反革命呢？他說：你肅反不堅決，嚴重右傾。省委聽信他的片面反映，撤銷了我省委委員和道委書記的職務。最後，吳寶才和江求順同志還是含冤被殺害了。

我被撤職後，在紅二十五軍政治部當了一段時間的宣傳科長。陶家河戰鬥以後，程子華同志帶來了黨中央的信，指示紅二十五軍向豫陝邊界伏牛山脈方向轉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開始長征。當時，軍長是程子華同志，政委是吳煥先同志，徐海東同志改任副軍長。在長征過程中，他同煥先、子華同志領導部隊指揮作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獨樹鎮戰鬥時，我剛剛調到二二四團當政治處主任。團長張紹東臨陣怯戰，帶著部隊往後退。吳煥先同志發現以後，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帶著部隊衝了上去，頂住了敵人。後來我才知道，就在這次戰鬥以後，部隊在獨樹鎮附近宿營時，省委的一個同志對徐海東等同志說：郭述申是反革命，他要對獨樹鎮戰鬥時部隊後退負責，應該幹掉他。徐海東同志一聽就火了，拍著桌子同他爭辯說：“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們都是反革命，那就散夥吧！”由於海東同志的堅決反對，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可是當天晚上，還是把原紅二十七軍七十九師政治委員王建南同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區委員會書記雷金相同志殺害了。

海東同志在圍攻七里坪問題的原則爭論上和在反對誣陷我的問題上，都表現了他與錯誤的東西作鬥爭時，敢於挺身而出，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海東同志在這方面的表現是很突出的，尤其在當時執行錯誤路線的領導殘酷鬥爭、動輒殺人的情況下，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鄂豫皖省委改為鄂豫陝省委。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南，鄂豫陝省委在陝西省雒南縣庾家河戰鬥以後，召開會議，決定在鄂豫陝邊界地區建立新蘇區。部隊轉戰於雒南、雒西、盧氏、蘭田之間，在華陽鎮地區，伏擊敵警二旅。殲滅這個旅大部，擊傷敵旅長張飛生；葛牌鎮戰鬥全殲敵警三旅。以後又採取外線作戰，奇襲荊紫關，打亂了敵人“圍剿的”全盤部署，創造戰機，在袁家溝口戰鬥中全殲敵警備一旅，生俘旅長唐嗣桐。為建立遊擊根據地創造了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