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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山的有利地帶，伺機殲滅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敵。結果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另外，紅25車和紅28軍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長嶺崗、扶山寨等戰鬥的勝利和在鄂豫陝蘇區的第一、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也都充分地體現了這一基本思想。實踐證明，這一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正如毛澤東在總結紅軍反“圍剿”勝利的經驗時所指出的：“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強擊弱，出敵不意，是徐海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所緊緊把握的重要關鍵。在大規模的反“圍剿”作戰中，他認為弱小的紅軍對於強大的敵軍作戰的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揀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戰鬥中，徐海東會同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王平章，認真地考察了敵第35師剛到郭家河地區接防，它對情況不明，且立足未穩，孤立、突出，裝備比較落後，戰鬥力比較弱，周圍敵軍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採取避強擊弱的作戰方針，集中兵力，一舉殲其2個團，取得了紅25軍重建以來首戰的重要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廣大指戰員的鬥志，為爾後的反“圍剿”勝利作戰奠定了良好基礎。

�採取迂迴包圍，是徐海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主要戰法。徐海東在指揮紅軍作戰中，總是採取四面、三面，至少兩面包圍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於正面，主力從敵人翼側迂迴，斷其退路，從敵人側後發起攻擊。與此同時，還控制了強有力的預備隊，隨時準備追殲突圍之敵。從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圍剿”作戰的接連勝利。

�速戰速決，是徐海東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所把握的一個重要原則。他認為：在大規模的反“圍剿”作戰中，紅軍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裝備沒有來源，打破敵人一次“圍剿”之後，又必須準備打破敵人新的“圍剿”；敵人每次“圍剿”，不僅兵力多，而且隊勢又較密集，紅軍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戰速決，敵人則將迅速靠攏，不但難以解決戰鬥，反而會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因此，他在指揮紅軍作戰的戰役戰鬥上始終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實行速戰速決。如在鄂豫陝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作戰時，他在石塔寺戰鬥中集中了紅25軍的主要兵力，僅用了幾個小時就擊潰敵警備第2旅5個營，斃傷其200餘人，傷其旅長張飛生，俘團長以下官兵400餘人，繳獲長短槍500餘支，勝利地打退了敵軍的追擊，並建立了華陽根據地。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時，他在袁家溝口戰鬥中集中了紅25軍的主要兵力，僅用了不到半天的時間，就全殲敵警備第1旅，勝利地粉碎了敵軍的“圍剿”。這種戰役戰鬥上的速戰速決，不僅支援了紅軍戰略上的持久戰，而且也顯示出徐海東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

�徐海東軍事指揮藝術的實質，充分體現了他緊密依靠人民群眾，堅持進行人民戰爭的光輝思想，這也是他指揮弱小的紅軍屢挫強敵的力量源泉。他認為：紅軍的作戰，是群眾性的正義的革命戰爭，只有密切依靠人民群眾，廣泛進行人民戰爭，才能贏得勝利。因此，他在指揮紅軍作戰時，特別重視爭取人民群眾的積極贊助，一分善於選擇良好的陣地、進行充分的準備和周密的部署，並採取出敵不意、打敵不備、分割包圍各個殲滅和廣泛運用襲擊，伏擊和遠距離奔襲等戰術手段，充分發揚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不怕疲勞不怕犧牲漣續作戰，等等。紅25軍在鄂豫陝蘇區的第一、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紅15軍團的勞山戰鬥、榆林橋戰鬥的勝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體現了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

�總之，徐海東在指揮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反“圍剿”作戰中，所表現出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和他所創立的、並被鬥爭實踐一再證明是正確的戰略戰術，成為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是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紀念他誕辰100週年，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的傳統和寶貴的精神財富，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永遠保證“打的贏”和“不變質”，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賦予的各項任務。�徐海東的“三問”　姜少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叱吒風雲的徐海東大將，為革命事業累垮了身子，長期住院療養。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總是念念不忘地要詢問人家三個問題：一是政治上犯錯誤了沒有？二是經濟上貪汙了沒有？三是同老婆離婚了沒有？這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有點超乎常情，不盡人情，老戰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見，怎麼也要留點面子，講點客套，板著面孔提“三問”，是不是太有點不近人情了？但是透過這開門見山，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