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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並列。（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頁。）

這些話，徐海東常給家人說，給同志們講。有一次，聽說一個幹部鬧離婚，把在一塊抗戰八年的妻子無故甩掉，另尋新歡，他氣憤地罵了好多天。從此，每逢多年不見的同志來看他，不管對方高興不高興，都問一下：政治上犯錯誤沒有？經濟上多吃多佔沒有？生活上和老婆離婚沒有？

周東屏提醒他說：“多年不見的老同志，怎麼開口就問這些？！”徐海東卻認真地說，“問問有什麼不好，提醒他們別犯錯誤！”他鄙視爭名、爭權、爭利的人。

1956年9月。北京觀音寺一號。

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雖不新，但古樸典雅；四周的房子紅簷綠瓦，院子中間大方磚鋪地，很是氣派。這是清朝末期給一位德高望重進士建造的。組織上決定，徐海東搬進去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1956年9月，徐海東移住北京觀音寺一號。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第八屆中央委員。

徐海東在參加八大期間，見到了許多老戰友，老同志，看到他們個個精神煥發，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各自的崗位上朝氣蓬勃地工作。他渴望著也能走上工作崗位實在不甘心“只當官、不做事”。他的心扉，一直是朝著整個國家，向著全世界。他手上總是提著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國際新聞，國內新聞，解放軍專題節目，學習講座，他都認真收聽。對家裡人來說，他既是熱心的歷史講解員，又是受尊重的“時事評論員”。醫生阻止他看書、看檔案，只允許他聽讀，可旗偏做不到，只要身體狀況稍稍好一些，就職自己看檔案，看報，有時還看些文藝書籍。他說：“吃飯不能找人代替，學習一樣不能讓人代替。聽讀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東期望著能工作。身體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個小時，在別人攙扶下能走出臥室了。他就主動承擔了中央軍委委託他主持編寫紅二十五軍戰史的工作。他身編寫戰史的執筆人一再囑咐：寫歷史，要寫黨、寫毛澤東思想，寫人民群眾，不要把我個人寫成英雄。沒有黨，我仍舊會是個窮窯工！（見張麟著〈徐海東將軍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頁。）

他的頭腦，簡真是一臺電子計算機，多年的重病，絲毫沒有損傷它的敏捷和記憶，令人驚歎！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戰鬥經過，敵人兵力部署、部隊番號、指揮官的姓名、外號、習慣，都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我軍的作戰經過、行軍路線，爬過的山頭，駐過的村莊，以及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數家珍、滔滔不絕。

由別人執筆，他口授，先後寫出〈保衛紅色土地〉、〈會師陝北〉、〈奠基禮〉等革命回憶錄；又憑他細心的回憶，繪製出十多幅戰例地圖。這些，都為現在研究歷史、研究紅二十五軍戰史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材料，徐海東做出了超負荷的貢獻。許多老戰友對他驚人的記憶力，欽佩不已，紛紛稱他為“活資料”、“活地圖”，有的稱他為“天才的記憶”。他自己卻幽默地說：“不是我記憶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動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1960年春。廣州療養院。

北京的樹枝剛剛有點綠意，廣州已進入枝繁葉茂、百花盛開的仲春了。

在廣州療養院的一間套房裡，暫時養病於此的徐海東正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的董必武親切交談。

“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給我們造成很大損失呀！”徐海東和董老寒暄幾句後，談上了國際國內形勢，“中國人就是有骨氣，沒有被困難嚇倒，沒有被威脅摧垮！”

“是呀！蘇想致我們於死地，我們就迎著困難上，爭取比有他們的幫助時搞得還好！”董必武是孫中山的同盟會會員，曾在武漢首創“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建立人之一，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現處在中國政壇最高領導層，為中國加速實現“共產主義”而不知疲倦地到處奔忙。談起國內外形勢，他說：“我們要有自己的鋼鐵廠、汽車廠、遠洋輪船製造廠，我們還要有自己的導彈和衛星……”

交談了一陣，董老要走時，高興地握著徐海東的手說：“海東同志，我很欽佩你。你病了二十多年，沒有落後於形勢，這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志養病一、二年，思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