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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的蔣介石,讓他馬上與自己的敵人握手言歡,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於是,爽朗地說:“好吧!我今天盡地主之誼,擺酒宴,為產叫統和各路將軍接風洗塵!”
兩人說說笑笑,步入餐廳。
張學良、楊虎城邊疆幾天向蔣介石反覆進諫,卻遭到蔣介石的嚴詞訓斥。12月7日下午,張學良到蔣介石所住的臨潼華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陳利害兩人爭論兩三個小時,張學良講得聲淚俱下。最後,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厲聲說:“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立即出兵剿共;二、調往閩贛,還是剿共。你現在就是拿著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張學良、楊虎城希望蔣介石改正錯誤的良好願望,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他們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後作出沉重的抉擇:逮捕蔣介石!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在華清池後山的岩石洞裡,將身穿睡衣,遍身汙泥、像喪家犬一樣的蔣介石逮捕了。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通電,說明發動“兵諫”的原因,並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積壓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第136頁。)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蕭瑟的秋風,無情地吹落所有綠葉,大地上一片蒼涼。凜冽的寒流,席捲著中國的西北高原,肅殺的氣氛籠罩著這片黃土地,空曠的原野像一張沮喪的臉。
此時,中國社會的各種急劇激化的矛盾在西北達到白熱華的程度,一觸即發。西安成了全部矛盾的焦點:這裡,集中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對立;國共兩黨及兩個政府的對立: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地方實力派的矛盾對立;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和親日派的矛盾對立;人民大眾奮起抗日救國同蔣介石之流對日妥協退讓、積極剿共的矛盾對立;……中國向何處去的抉擇,取決於西安事態的演進。
中國共產黨曉以民族大義,為了把日本帝國主義早日趕出中國,積極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時調整各種政策,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總方針,實現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決定性轉變,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全中國人民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具有堅定的抗日誠意!
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張學良、楊虎城的陪同下,同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宋子文進行了兩天商談,宋美齡作出“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等項承諾。12月24日晚,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宋氏兄弟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像洩了氣的皮球,當面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中國共產黨不是乘蔣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決,並以實際行動實現了自己的主張,再次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正是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時候。毛澤東在當時就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有一種力量來逼著他來轉變。”“十年的內戰,什麼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也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中國共產黨還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主動同國民黨高階領導人會談,實現了停止內戰。“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的發生,也加速了跌宕起伏的合作程序向順利的方面轉化。
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催促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於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共的《宣言》和蔣介石的談話,宣告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1936年12月21日。西安楊虎城官邸。
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三個人的笑聲從屋內傳出,似乎西安的大街上都可以聽見。
周恩來說:“東北軍,有名的‘東北虎’,捷克裝備,厲害得很呀!西北軍個個驍勇善戰,也是家喻戶曉的,紅軍嘛……”周恩來是外交專家,在曾經在紅軍手下打過敗仗的“敵人”面前,把紅軍的優勢留給對方去回味,自己不說出口,“我們三家聯手,一百個劉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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