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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敵人後方，從敵人手中奪糧，就是指派專人，克服重重困難，外出籌糧。他還幫助我們作好周密計劃，合理安排，並經常指示我們，一定要搞好必要的儲備，決不能讓戰士們空著肚子與敵人拼刺刀。在徐海東同志親自過問和直接關懷下，紅二十五軍的供給明顯好轉，部隊生活逐步改善，戰鬥力不斷提高。我們長征到達陝北後，還結餘了約萬元和許多軍需物品。根據徐海東同志“無條件地、毫無保留地交給黨中央”的指示，我們將這些經費、物資交給了中央供給部。

在與徐海東同志的共同戰鬥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難忘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季，他在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任旅長，我任營教導員。在町店與日軍的一次作戰中，我左手負傷，被送往旅醫院治療。戰鬥結束後，徐海東同志和當時任旅政委的黃克誠同志特地趕往醫院看望我們。他首先表揚了我們營在戰鬥中表現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和良好的戰鬥作風，並安慰我說：“你光榮負傷，我們代表大家來看望你。到後方好好養傷，遇到什麼困難就轉告我們，由我們幫助解決。”這些話說得我心裡熱乎乎的，深深地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後來，我在後方醫院治療，很長時間未能恢復。我實在呆不住，就回前線了。徐海東同志見我傷未痊癒，嚴肅而深情地對我說：“希才同志，在前方打仗是戰鬥，在後方養傷也是為了戰鬥。要聽從組織安排。”於是，他與黃克誠同志商量後，又把我送到一個外國人開辦的教會醫院治療，直到完全恢復了健康，才重新給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與徐海東同志有過接觸的人，無不為他那種平易近人的高貴品德而感動。他雖身居要職，但從來不擺架子。無論是在那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還是在建國以後的環境裡，他始終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時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眾，關心和愛護同志。徐海東同志的職務先後變動多次，可他對同志的滿腔熱忱卻分毫未減，記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連養傷期間，有一位同志帶著孩子路過那裡去看望他。臨別時，徐海東同志輕輕地拍拍孩子，笑著對她說：“孩子是革命的後代，你們可要把她撫養好、教育好喲！”隨即從口袋裡掏出了幾塊銀元，塞到她的手裡，接著說：“我也沒有什麼送給孩子，請把這一點心意收下。”這幾塊銀元，凝集著徐海東同志對下一代寄予的無限深情和對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動得這位同志熱淚盈眶，不知說什麼好。在那艱苦的年代裡，徐海東同志省吃儉用，並沒有什麼積蓄，而他對同志卻給予慷慨幫助。

徐海東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終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會熱情地幫助解決。因此，大家有話都願意對他講，有事也願意找他商量。戰爭年代裡他與幹部戰士同甘共苦，親如一家。住進北京後，許多老同志、老戰友開會或去北京辦事，凡是到他那裡去的，不管職務高低，他都熱情接待，勉勵大家勤奮學習，積極工作，從各方面關心同志，給他們以溫暖。

徐海東同志對別人是熱忱相待，可對自己從不作特殊照顧。他先後九次身負重傷，可總不當一回事，拼命為黨工作，終因積勞成疾，病倒在戰場上。正因病魔纏身和林彪、“四人幫”這夥惡魔的殘酷迫害，致使我們的好軍長徐海東同志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我們一定要學習徐海東同志襟懷坦白、大公無私、愛憎分明的無產階級品德；學習他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獻身革命的精神。為實現先輩們的遺願，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

戰友情——徐海東和陳賡　張麟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個山區燃燒。一支又一支游擊隊迅速地發展起來了。為了壯大革命武裝力量，黨中央派來了許多黨政人員和軍事將領。張國燾、沈澤民、曾中生、徐向前、陳昌浩以及郭述申、陳賡等先後到了大別山。隨著紅軍一次又一次擴編，地方武裝一批又一批升級，1931年3月，徐海東率領的鄂東警衛團也發展成為紅軍第四軍十二師了。

徐海東打了三年多遊擊，如今脫掉長袍，戴上八角帽，儘管身上還不是一色整齊的軍裝，仍穿著黑棉襖、藍布褲，可是紮上綁腿，繫上皮帶，已經很像一個武裝軍人了。看到紅軍大發展，從中央來了許多人，其中有的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的是南昌起義軍的指揮員，有的還是留過洋的——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生，一個個文武雙全……徐海東高興得整天笑，笑得臉上那一對酒窩顯得特別深。可是，一天傍晚，師部一位負責人突然通知他，要他準備到三十八團去當團長。徐海東一聽，要離開老部隊，到一個新的部隊去，打心眼裡不樂意。他覺得那裡人一面不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