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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猶在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務要剷除有錢階級的思想，多半便在這許多洋車上成立。”（3）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訪問徐海東後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他真心誠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錢人則什麼壞事都幹盡了。”（4）這一判斷決定了徐對他們的態度。一方面窮人都是好人。1935年紅25軍進入陝南後，軍部有人要殺手槍團團長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說：“他們都是農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P40）農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證明，徐拍了桌子堅持把他們釋放。王首道也有這樣的見解。1933年湘贛省委肅反時，“中央局也曾打電報來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們認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並且參加領導過安源工人的罷工鬥爭，是一名老黨員，因此我們沒有執行這個命令。”（5）另一方面，對有錢人就不能必慈手軟，連他們的孩子也要殺，除惡務盡。這裡表現出的，首先是窮人對富人的復仇欲；其次是血統論的萌芽，它們久久在中國大地上回旋，使革命與報復聯絡起來。

“樸素的階級感情”是中國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壞人？抗戰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齊的富翁家裡，有一次我們偶然談到了抗戰，談到了部隊的給養困難，他立刻自動捐助了一百五十擔小麥。”（P123）捐了小麥的富翁仍舊是“階級敵人”，但他與“窮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時候，不但他的兒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應當打死。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動力，但革命的目標決非復仇，否則無論怎樣革命，社會總還是非正義的。能夠有效地從事社會改造的革命者，必須從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殘酷、悲苦中掙脫出來，超越復仇欲，以一種普遍的正義感從事社會的重建。1960年代美國黑人領袖馬丁　路德　金有一個夢，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友誼。

02　等級窮富差異是一種等級，但共產黨人也大眾從來不是平均主義、平等主義者，革命隊伍中也有上下之別。1926年4月，徐與吝積堂、李樹珍到廣東去。

一路上，我替他們倆挑著行李，步行了一個多月。（P14）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殘，為什麼是徐海東充當“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過分擔的意思，徐文沒有交代。但即使沒有也沒啥奇怪的：他們是他入黨的介紹人，是他的領導。新入黨的徐海東立即就進入一個等級體制之中。

1933年2月下旬，徐升任紅25軍副軍長，成為鄂豫皖蘇區最高軍事領導人之一。

我做副軍長兼師長期間，一直受打擊、排擠。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別的權利沒有。……我深感我這個副軍長是有其名無其實，工作實在難做。經過思想鬥爭，我又想，為了革命事業，還是不計較這些吧。（P27）

官大一級壓死人。這些打擊、排擠他的人──他們肯定地位比徐高、受黨的教育比徐多，為什麼不能“為了革命事業”支援徐的工作（實際上是黨的工作）呢？看來等級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麼革命也不能徹底根絕等級。革命不能消除等級，因為這是人類行為必須的組織體制之一。長征中朱德等“採取了堅持保障幹部的方針，男女幹部受傷了，生病了，總是設法抬著走，甚至抽調戰鬥兵來抬他們。這件事曾引起一般戰士的怨言，說上級不愛護戰士，沿途拋棄傷病兵，卻要抽調戰士來做挑夫，抬那些要人們和他們的妻子。朱德認為不顧戰士們的怨言，堅持儲存幹部們的作法是有成績的。”（6）到了延安之後，中共能迅速從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長征中儲存了一批幹部。

所以問題不在於革命隊伍也仍然有嚴格的上下之分，而在於如何彌合革命宣傳的平等理想與事實上的差序等級。1942年，王實味等人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提出批評，毛澤東的說法是：“你們大多數晚上都點油燈，只有陳伯達、艾思奇這些高階知識分子晚上才點蠟燭。我晚上在窯洞辦公要點兩隻蠟燭，如果你們來個平均主義，只許我點一隻蠟燭，也不合理。”（7）為什麼“不合理”，沒有講，不外是毛身負重任之類的吧。但由於中國革命以“平等”為理想、以推翻剝削制度為動員，嚴格地推論起來，當多數人只能點油燈，毛澤東卻要點兩隻蠟燭時，堅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實味對等級制的批評也是有道理的。

說到最後，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個比較好的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