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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失措，在幾次嚴重關頭，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紅二十七軍領導人的錯誤。使這支部隊，轉戰於鄂東英山、蘄春、皖西的太湖、潛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廣大地區，終於儲存下來，找到了省委。

紅四方面軍走後，鄂豫皖蘇區留下的部隊，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裝外，主力紅軍計有紅二十五軍軍部、七十五師五個營、紅九軍二十七師全部。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省委決定重組紅二十五軍。於1932年11月下旬，部隊正式組成。全軍共一萬一千餘人，我被任命為七十四師師長。部隊剛整編起來，領導上不是全力對敵，又開始肅反。師政委戴季英同志親自下手，把二二○團的政委、參謀長等四十九名黨團幹部捆起來。我當時十分驚奇，問政委這是幹什麼，他們犯了什麼錯誤？他說：“肅反，幹什麼？！”逮捕人不讓我知道，審訊也不讓我參加。一天，我聽政委說去問案子，堅持要和他一塊去，去後見政委把七十九團特務連指導員吊起來，拷打逼供不成，又綁在板凳上用刑。那個指導員曾任過皖西北少共道委宣傳部長，參加革命時只十七歲，聰明活潑，能力很強，他怎麼是反革命呢？當政委百般拷打問不出口供時，叫他的警衛員拉出去殺。我急了，忙說：“政委，一點兒口供沒有，為什麼殺人家？”他說：“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這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願說出他們的組織來。”當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時，肅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時雖有懷疑，不敢講話，現在又見這樣亂捕亂殺，實在不能忍受。政委見我反對，就對我說：“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員，肅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過問。”四十九個人，被殺了，我知道以後，落下淚來。回想在東路遊擊時，前有敵人堵，是這一團人去攻；後有敵人追，也是這一團人去打。如今說排以上幹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東一個就不是反革命嗎？恐怕我以後也不保險了。越想越難過，一夜沒睡，兩個眼泡都哭腫了。又怕人看見，起床後趕緊用熱水敷。這時我開始感覺到，今後的鬥爭比過去更困難了。

在對敵鬥爭中，我不怕困難，可是在內部兩條路線鬥爭中，有時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參加省委領導，文化水平、政治理論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覺不對頭，但講不出道理，說不服別人。

1933年2月下旬，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我升任副軍長併兼任七十四師師長。因軍部只是個架子，沒有機關，我的位置還是在師裡。由於這時省委執行的是第三次“左”傾路線，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蘇區的鬥爭順利發展。紅二十五軍在連續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楊泗寨等重大勝利之後，敵人暫時收縮了瘋狂的進攻。省委領導上，頭腦一時又熱起來。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紅二十五軍“反攻”，並具體規定了第一步奪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鎮的任務。這就更加助長了省委的盲動主義，於是決定圍攻七里坪。我當時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沒有參加省委的討論會。軍長開會回來傳達省委的決定，在討論圍攻七里坪部署時，我從當時的敵我實際情況出發，認為當前還不是奪取中心城鎮的時候，紅軍弱小，不能打陣地戰。但這個意見沒有被採納，圍攻七里坪以後，久攻不克，我軍困難日增，我建議及早撤圍，又遭拒絕。

圍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隊僅餓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這才不得不撤圍。撤出以後，在一次骨幹會議上，我痛心地說：“紅二十五軍這樣好的階級隊伍，搞垮了，領導上要負完全的責任。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領導，只顧自己吃飽就不管部隊了。”話沒講完，省委書記用菸斗指著我的臉說，“海東，哪個是小資產階級？你這個觀點成了問題，你沒有參加會議的資格。”我立即被推出會場。

我出了會場感到頭重腳輕，想到肅反中那些講幾旬怪話的人都當了反革命，這一次一定會說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隨時準備被抓起來。就在這個時候，敵三十師、三十一師攻上來，形勢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個“反革命”被殺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敵人進攻，衝上去戰死，也落上個光榮。我反覆考慮後，抱定了犧牲的決心，遂把二二○團、二二二團團長找來，分配給他們任務後，我把上衣和長褲都脫下，只穿一條褲叉，要過警衛員的槍和子彈，囑咐他原地不動，我衣服口袋裡有檔案，要儲存好。衝鋒號一響，我帶交通隊最先衝了上去。戰士們不瞭解我的心，他們見此情景，奮勇向前，一齊向敵人衝去。我那時右腿已負過四次傷，哪裡跑得過戰士們，一剎那間，兩個團和特務營、交通隊的戰士衝到我前面。這樣一個猛衝，把敵人一個旅打垮了，俘虜四百七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