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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私利和權欲之心而使優秀的帝國體制發生倒退。

大漢帝國整個治理方針也發生了根本轉變，透過大漢帝國國民院的建立，使大漢皇帝、傳統官僚集團、商社、農場主、學者等中產階級之間建立一個統治和管理的平衡關係。而另一方面透過道教的募捐和大漢皇室從帝國發展中吸納到的財富去扶持弱小子民。

這種治理方針地本質是帝國皇室充當協調者，在國內各個利益集團中達成利益的平衡，透過各種福利和扶助政策、慈善舉措穩定帝國基層和下層階級，緩和帝國上、中、下三個階層之間因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矛盾，這種思路是大漢帝國長久穩定的一個保證。也是後期各個國家政權通常採取的方式。

同時，中央治略府的總賦稅固定分配比例也確定了帝國對外戰爭不影響國內經濟發展，避免了帝國因為長期戰爭而引發經濟惡化的現象，帝國對外戰爭能夠調動的資金只有依靠戰爭所得和治略府撥掉的四成總賦稅中的部分，使帝國要想確保國內軍事力量就必須對外掠奪，以戰養戰。

中央皇庭承擔了大量的軍費、預備軍撫養培訓費等負擔，但又不能透過增加國內賦稅來實現，劉協知道自己和日後各代大漢帝國的皇帝只能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掠奪，只有大規模的戰爭賠款和大範圍的向帝國商社實行優惠政策，中央皇庭才能夠支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