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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億六千萬石,而在東漢巔峰恆帝初期,大漢擁有五千萬人口,全國產糧也不過十一億石,楚地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實際上前年產量更高,總的計算下來,楚地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到五成左右,精確的數字是百分之五十點零二到零三之間。
而如果以靈帝末期南方產糧進行折算,勞動效率提升值在七成以上,這樣的躍遷式提升是非常可怕的。
在治略府抽調統計中,個體百姓平均年耗糧不過二十一石,兩千三百萬人口每年耗糧也就是五億石不到,如果說只是今年糧食盈餘還不是很可怕,可怕的是自從初泰四年開始,整個楚地就在大規模的盈餘,治略府每年用於平衡糧食價格的錢超過兩百億錢,實際完全控制糧價不跌的資金在每年九百億錢左右,但每年拿出這樣大規模的楚錢,將進一步引發了襄陽銀莊的黃金儲備不足,而劉協曾經下令楚錢嚴格根據每年治略府實際積累的黃金量,按一斤黃金兌換一萬五千楚錢的匯率對外發放楚錢,所以治略府根本無力完全平控價格,導致糧價的一路下跌。
同時期,以往產糧大州,北方冀、兗、雍三州由於天氣較往年下降兩到四攝氏度、自然災害和戰爭,產糧不過一億兩千萬石,整個北方總糧食產量不過兩億石不到,整個北方糧食空缺高達兩億石,根據軍機院的情報,北方總共糧庫總儲存量也不過四億石,由於冀州多年戰爭,冀州可儲存糧食一億三千石的六百餘個糧庫,總儲存量不到一千萬石,實際上北方的糧食儲備也就三億石左右,可以說支撐完今年,明年如果繼續大災,北方則在下半年七八月就會出現全面缺糧。
在此之前,劉協曾以為寒潮之時,南方產糧也會大規模下降,但從今年的情況來看,由於產糧地擴充到五湖五河之地,糧產並未下跌,而耗糧頗巨的釀酒業也沒有實現真正幾何級的增長,實際上百姓對耗糧最多的醇酒反而比較抵制,畢竟乍喝純度高的酒還是很不習慣,而且南方對酒的喜愛反而是米酒和葡萄酒等低濃度甜酒。
楚地在廣推《國商策》之後,整個商業和製造業提升的產值是呈幾倍的增長,劉協曾經拿著治略府提供的統計資料,一個人算了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每年都超過了兩成還多。
可以這樣說,每年楚地的鹽、布、絹、油、陶瓷器,甚至是劉協曾經很滿意的傢俱都在大規模的盈餘,唯一勉強說不盈餘的就是控制嚴格的鐵和馬,尤其是馬,涼州馬匹雖然精良,但由於餵養精細,根本不適合農耕,每年農用馬、牛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但由於缺乏優良牧場,楚地卻無法自給自足。
摺合一下,這些年來,生產總值增長都超過了三成六,如果這個速度放到後世的市場主義中,結合金融市場反映,任何一個國家都會立刻陷入恐怖的通貨膨脹中。
最壞的情況就是楚地生產接近後世模式,但從消費經濟學角度來說,楚地仍然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種快速增長就是對經濟承受能力的破壞性打擊。
換句話來說,楚地的產品,包括糧食並不非常過剩,放在後世,這根本不是什麼問題。然而楚地高集約化和地域化經濟帶動產能增加的同時,經濟根基還是缺乏消費能力的小農經濟,這種對比下使得商品過剩嚴重。
也幸好是小農經濟,這使得劉協有很大的空間進行調整,但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種能力進行調整,他終於發現更改歷史的程序原來是那麼的危險。
實際上劉協在去年糧食價格爆跌之後就已經意識到了經濟危機的存在,直到今年初,治略府將這幾年詳細的統計資料提交上來,劉協才意識到經濟危機早已開始危害楚地的經濟發展,如果不能解決這個棘手問題,莫說提升經濟格局轉變,便是前些年所作的努力都將化為水浪,盡付東流。
由於政策上推動基礎建設,大規模擴張建設投資,超歷史合理程序採用集約製造和分工流水作業提高生產效率,有意識推廣經濟區域化,採用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推廣商策和五湖策,這一系列的超常規發展終於導致了楚地經濟在消費能力低下的情況下出現了一片畸形繁榮。
更令劉協膽顫的地方是大規模基礎建設動用了襄陽銀莊七成以上的儲備金,使楚地經濟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金融隱患,作為預警資訊,由於商稅下降,農稅所繳糧食過於廉價,治略府每年還要大量出錢穩定糧價,治略府終於在年年盈餘的樂觀局勢中,與去年出現了一百億六千萬錢的超支,而在此之後將步入還貸高峰,以目前的稅收,治略府肯定無法還貸,將直接導致襄陽銀莊發生大面積呆賬。
這些都是典型的金融危機特徵,劉協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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