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部分(第3/4 頁)

，軍事力量逐漸強大起來了，在二十二年之後滅了吳國。吳王羞愧難言，自殺而亡，越王終於報了血仇。

不難想像，越王受的恥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復國志向一直激勵著他，使他忍受了各種屈辱，這就是大丈夫的能屈；回國之後，勵精圖治，臥薪嚐膽，鼓勵生產，養護軍備，使國力大增，終於擊敗吳國，報仇復國，這就是政治家的能伸。能屈能伸，方為大丈夫也！

做好領導第三件事：棒與殺

“胡蘿蔔加大棒”是舊時做領導使的慣招。那種既打又哄的伎倆曾使多少職員誠惶誠恐，而當今做領導的第三件事所使的“棒與殺”卻是“當今領導”應遵循的十大原則。

“挺”“活”結合方可成大業

著名軍事家孫武把戰爭環境分成許多種類，其中最險要的一種環境叫做“死地”。何謂死地？孫武解釋說：“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無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前後受阻，揹負險固，戰鬥還有生存的可能，不戰則惟有死路一條，這就是軍事上的死地。

曾國藩自從統率軍隊以來，就沒有生還的打算，所以經歷種種危難，都視死如歸，凜然不屈。這種挺拔至誠，感染和影響了他的下屬、士兵和兄弟。所以湘軍陣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冊所記載的，就多達一萬多人。咸豐八年（1858年），三河鎮戰役中，他的胞弟曾國華隨李續賓征戰，使用單騎衝擊敵陣的方法，不幸陷陣而死。

曾國藩取得戰爭勝利的功績，數不勝數。在取勝無望的時候，他孤注一擲，拼命力爭；在危難緊急的關頭，他堅定不移，百折不回，這都是由於他“挺”的精神和學識，不因生死安危而改變自己的初衷。

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曾國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將其作為創業的基本原則，贏得了忠臣的美譽。然而，這並不是說曾國藩對任何事情都要不作任何變通的墨守陳規，在許多具體的戰術和策略上，曾國藩則表現出充分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保證了處世的圓滿和全面，從另一個角度又保證了他能夠堅持挺下去。

這種“挺”與“活”的結合，並不違背曾國藩所奉行的儒家道德和處世法則。曾國藩指出，為了堅守大事大非，有時不拘泥於過去的言行，這是連孔子也贊成的做法。

孔子住在陳國的時候，有一次離城外出。他經過蒲國時，正好公叔氏在蒲國謀反。蒲國的人就扣留住孔子，對他說：“如果您不去衛國，我們就讓您走。”孔子就和他立盟。但孔子出了蒲國東門以後，就立刻去了衛國。子貢說：“這樣做不是違背了盟約嗎？”孔子說：“這種被迫立的盟約，鬼神是不會理會的。”

因此，為人應該講信用，但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如果為了一個不當的誓言限制自己今後的進取，是愚蠢透頂的。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將“挺”字與“活”字結合起來運用，是因為他對儒家思想的精微體會到了至深至透的緣故。

做領導立威的九大原則

凡事都要有規矩，有統一的標準，這是不亂綱紀，不偏離目標的重要方法。一但有了法，則可以直言管理，嚴格要求，保證各層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進。當然，我們也要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要執法必嚴。有些人認為立法要嚴，執法要寬鬆，法無情，人有情。這個道理聽起來很對，但實際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說是以情廢法。所以，應該改為立法適情，執法無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試法。此處所說之法，就講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則和精神。

一、管人以威

要使領導者的威信建立在人才的心中，這樣即使用才時，把他指使到很遠的地方去，他也不會違背或背叛領導者的旨意。這種威信絕非威嚴、嚴厲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領導者平日行動中的凜然正氣所感染，靠的是領導者經常對屬下的愛護之心所薰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禮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愛和禮儀來鑄造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這樣才能使人才不違背。

二、以暴制暴

與小人相比較，悍將不但無德，而且粗魯、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將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將的優點是勇敢、不惜力，衝鋒陷陣的時候，還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將就像烈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麼人能收服悍將呢？有兩種人：一種是比悍將更強悍的人；另一種是有威嚴，能震懾住悍將的人。

清代時陳國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爺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將。他從未讀過書，更不知道什麼德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