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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濟受災貧民，藉以騙取下層群眾對他的好感。遇到災年，他還令減免災區的賦稅。這些，都使王莽獵獲了巨大的政治資本。百姓們稱頌他仁慈、清廉，文武百官和皇帝貴族讚揚他寬宏、大度。

王莽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委曲求全，認為準備工作做的差不多了，便借大臣們為漢平帝上壽之機，親自獻上了一杯下了毒藥的椒酒，漢平帝喝了就病倒了。王莽就效法周公，把一篇禱告文藏在前殿的箱子裡，加上封條，表示暗暗地禱告上天讓他替死。過了兩天，漢平帝便死了。為了不露其篡權奪位的野心，在平帝死後，他先立了一個兩歲的小皇帝作為過渡。接著王莽又設定圈套，指使一些大臣宣稱：武功縣令在挖井的時候，發現了一塊白玉，上面刻有：“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字樣，並讓人馬上去報告太后。王太后雖然不信，但還是被迫下詔讓王莽像以前周公一樣代行天子監朝，並根據群臣的要求，稱王莽為“假皇帝”。隨後，王莽又採用符命的手段，指使投靠在他門下的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大造輿論，聲稱發現了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圖和書，還說在高帝廟發現了漢高祖劉邦要把帝位傳給王莽的銅箱等。一切準備就緒，王莽於初始元年，撕下了偽裝的面目，自己黃袍加身，廢去小皇帝劉嬰，由“假皇帝”變成了真皇帝，建國號為“新”。

王莽篡漢位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當時東漢王朝的腐朽無能已經使幾乎一切階級對它喪失了信心，而王莽在篡漢過程中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恰恰贏得了大多數人的擁護。他宣佈把古文經立為官學，大量增加博士弟子名額，廣建辟雍、學舍，為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做官機會；他以爵位利祿收買拉攏漢朝宗室貴族，使其視自己為他們利益的代表；他數次獻田獻錢，救濟貧苦農民；又逼使殺死奴婢的兒子自殺，在當時深受兼併之苦的勞動人民中產生了良好印象，從而把改變自己悲慘處境的希望寄託在王莽身上。更由於王莽虛偽奸詐，特別善於運用兩面派的權術，把蓄謀已久的篡弒活動偽飾得幾乎不露形跡，從而水到渠成地實現了自己的野心。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禮》為根據進行託古改制，企圖擺脫政治危機。公元9年，王莽頒佈了王田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即將土地的所有權歸為國有，禁止買賣；並且還規定：男丁不滿八人，而所佔土地超過九百畝的要退出超額部分，分給同族、鄰里、鄉黨；無田農民按一夫一婦百畝受田。這個政策表明王莽對當時社會矛盾的清醒認識。但由於其基點是變地主土地私有制為封建土地國有制，違背了客觀規律，政策本身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失敗是必然的。它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協的產物，它允許了丁男一人可以保有九百畝土地，使分家析產成為大土地所有者大量保留土地的辦法。但由於它畢竟有九百畝的限額規定，當然也就使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從而引起他們激烈反抗。更重要的是，它無法滿足無地少地農民的願望，因為即使將全國土地按民戶均分，每戶亦僅得六十多畝，考慮到地主多佔土地和寬鄉、狹鄉等情況，實際能分到無地或少地農民名下的土地實在是寥寥無幾，王莽的這些政策顯然是一紙空文。王莽還禁止買賣土地、奴婢，不過是企圖凍結現狀，緩和一下危機，於事無補。王莽在這個政策碰得頭破血流之後，只得於建國十年下詔廢止。

公元十年，王莽還制定“五均賒貸”和“六莞（管）”之法。當時在都城長安的東市、西市設立“市令”；又在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個大城市設立“五均司市師”；各郡縣則設“司市”，這些機構負責管理市場、調節物價，向貧民貸款和徵收稅款，這便是“五均賒貸”。“六筅”指的是官賣鹽、酒、鐵；官府統一鑄錢；收取山澤產物的生產稅；加上“五均賒貸”，一共六項政府控制的經濟事業。這些政策，表面是要運用權力。控制市場活動，平穩物價，限制大工商主的過分盤剝，但因為執行政策的官員大都是原來的大工商主，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與郡縣官吏狼狽為奸，把這一政策變成了巧取豪奪的工具。由於它給王莽搜刮了大量的財富，儘管遇到了強烈的反對，王莽還是堅持執行下去，直到垮臺的前一年才宣佈廢除。

從公元7年到公元23年，王莽四次下詔改革幣制，五次下詔重申幣制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間私鑄貨幣的嚴酷刑罰。每次改革，都是以小易大，以輕易重，運用政治權力加強對人民的掠奪。如第一次幣制改革時，以新鑄的重十二銖的大錢兌換五十枚五銖錢，就是相差二十多倍的不等價交換。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