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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著再挖，支書的興趣不敗，挖個不止。審案的說法起初大郎信以為真的，一點也沒往歪處想，支書在裡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噠巴噠抽菸。支書從屋裡出來總是漲紅著臉盤，他就尋思是自家女人頑固不化惹得支書生了氣，就小小心心地問句：挖沒挖出來呢支書？支書就說這娘們忒頑固，改日還得挖，挖不出來決不收兵。支書往外走的時候他還很不過意地說句：辛苦你了支書，辛苦了。後來事情壞就壞在這對狗男女欺人太甚，愈來愈放肆。大郎終於明白了支書的隔三差五進門真正乾的是什麼。他怒了，想殺了這狗支書，到真要動手時膽子卻不夠了，就棄了支書殺了他家的牛，將一塊石頭從牛嘴裡塞進去，墜死了牛。殺人事大，殺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殺牛就是破壞生產，破壞生產就是破壞革命，大郎就順理成章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監。說起來大郎也真是個窩囊廢，黑下犯人睡不著覺就起鬨叫他講經典故事：支書挖浮財。他就講，且一遭比一遭詳細，就好像在講別人的事。在24號監房裡“挖”字已具有一種特有的意義，挖等於審，哪個犯人要受審就說要去挖。受審回來，鐵門在身後一關，立刻就有人問句：挖出來了嗎？答：挖出個屁！儘管問者答者都屬調侃，可說話間監室裡每個犯人的心都是不輕鬆的，很重很重。挖呀挖，當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開的階級敵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動機，甚至還要幫別的犯人挖。我已經意識到把自己過去的一切挖出來是多麼重要。審訊員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問路，是聲東擊西，事實上他們對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興趣，早晚都會問到。我必須將自己當著一份答卷精確而一覽無餘地置於他們面前，而緣於這種認識現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輕鬆。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無法忘記的，無法忘記的是發生在我和馮俐間的事，純個人間的事，純愛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這個日子我便暗自流淚了，一邊流淚一邊在心中回味著那個日子滲透出來的無與倫比的感覺，那感覺甜美而神聖，具體而虛幻，細膩而磅礴，如美味的一餐，如酣暢的一浴……啊，我的確無法將此與生活中的其他加以類比，那種愉悅歡暢無可替代也無法言說，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濃縮，我幾乎懷疑我僅是為此而生而活。而後來當馮俐悲慘遇難，我便意識到美好時光不再，我的精神為之枯竭，我的身體變成一具軀殼，生命對我已不存意義……現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獄燈昏暗的監房，那可貴的日子（八日）對我又重現意義，它將五月裡從記憶中斷裂的兩處黏合在一起。

——九日早晨我和馮俐一如往常在食堂裡見一天的頭一面，看見我時她的臉刷地紅了，慌亂中將頭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樣感到羞赧，我走過去低聲說句：你好嗎？她悄聲回句：壞蛋。我的心劇烈地跳動，嘴裡吐不出一個合適的詞。這時她抬頭瞄了我一眼，從她的眼神裡我看出並沒生我的氣，她的模樣更顯得嫵媚動人。我心裡一陣喜悅，說句晚上見便慌慌張張逃了。

可是晚上並沒有見。呂浩明軟磨硬泡非要我參加“綠葉文學社”籌備會不可，我實在推不過就去了。地點在四班教室。參加籌備會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學生，其中有兩位戴近視鏡的女生。我奇怪平時不吸菸的呂浩明怎麼忽然吸起了煙，從夾香菸手指的抖動顯示出他心情的激動。他儼然扮演著領袖的角色，連說話也與平常不同，一副首長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勢，肯定了整風的偉大意義，之後便講到這次籌備會的主題：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個文學社團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為此希望參加籌備會的同學能發揚紅軍長征時曾發揚過的播種機精神，在同學特別是愛好文學的同學中間進行宣傳發動，讓更多的同學參加到社團。呂浩明說到這裡做了一個革命導師列寧慣常的講演動作，伸出手臂身體前傾。呂浩明講得很多，可我已記不起太多的內容。他講完許多同學也開始發言，調子與呂基本一致，特別是兩位戴近視鏡的女生講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顧慮，三班一個同學說成立社團使其在整風中發揮作用，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一旦作為一個組織就不是兒戲了，前車可鑑，例如幾年前的那個高饒反革命集團及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旦成為某某集團，問題的性質就非同一般了。呂浩明反駁說這種類比是邏輯上的錯誤，因為無論高饒集團還是胡風集團都屬於反革命性質，是與共產黨對立的，而我們的社團是擁護共產黨的進步組織，兩者怎麼能同日而語呢？在這一點上我還是贊成呂浩明的觀點，儘管對高饒胡風的問題我瞭解的不多，但對我們學生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