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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敏，軍人家屬；舅舅彭玉泉，原籍務農，基幹民兵。

個人履歷？

一九三五年出生於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隨父去煙臺上學，一九五四年高中畢業後考入K大學。

婚姻狀況？

未婚。

未婚妻狀況？

我詰住了。眼前現出馮俐俏麗的身姿和麵容。我的心像叫針紮了一下，隨之一抹悲傷惆悵的思緒從心底泛起，擴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間的關係是有明確界限的，朋友、戀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臺階，各有各的位置。應該這麼說吧，在大學的三年間我和馮俐的關係是一年一個臺階向上攀登，去年春節期間各自將對方的照片帶回家讓家人過目，雙方家人俱表示贊成，而且我倆已將明年的畢業分配與今後的婚姻聯絡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報》那篇著名的社論《事情正在起變化》，現在的事情確實“起了變化”，我成了現行反革命，成了階下囚……

我沒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開始交待你的問題。審訊員說。

開始了。我在心裡說。

開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實交代問題，這樣才有出路。審訊員說。

如實交待問題，這樣才有出路……我在心裡默唸著審訊員的提醒，對這種提醒我一點兒也不陌生，從反右初期的大會小會幫助到打成極右後的大會小會批判，這種話我聽得多多，可謂如雷貫耳，有苦口婆心者說得情真意切，有恨鐵不成鋼者說得義正詞嚴，於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淪為階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為我指“出路”……

是。我說。

你說說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這三天都幹了些什麼？審訊員目光霍霍地看著我，書記員也抬頭緊盯著我。

我被問愣了，瞪大了眼。本來對審訊我是胸有成竹的，這幾個月來，我的問題就像莊稼人搗糞似的被搗來搗去，早已爛熟於心，不怕問。但是……

說說這三天你都幹了些什麼？！

我回答不出，心裡充滿疑惑：這三天怎麼啦？我做了什麼？為什麼單單問這三天？他這麼問，就證明了這三個日子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可我一下子無法從過去的日子裡回憶起這三天干了什麼。我是個記憶力很差的人，過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著的撲克牌，我做不到按別人的要求從裡面抽出他們想要的那一張或者幾張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為什麼不回答？審訊員問。

我記不起來了，我只能實話實說。

審訊員的臉繃了起來，很白皙的麵皮在燈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個白蘿蔔在碗裡蘸了醬。

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說道：實話對你說了吧大學生，我們是不怕你不交待問題的，當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們也不能放，不放就老關著，老關著就是無期徒刑。國家儘管不富裕，可打掃一下囤子底，也夠關你一輩子吃的。我說的話你明白不明白？

我說明白。

他說明白就趕緊交待問題。

我說您問的是哪幾天的事情呢？

他重複說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終搖了搖頭，說：這幾天我真的沒辦法記起來……

記不起來了？那就好好回憶一下，現在給你五分鐘的時間。審訊員說著看看錶又給自己點上一支菸。

我開始回想。什麼叫開動腦筋絞盡腦汁？我這時就是。我沒有牴觸情緒，當了犯人，接受審訊是天職。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斷定這三天與我的問題肯定有重大幹系。因此必須認真回憶，做出回答。於是我苦思冥想，邊想邊默唸著那三個倒黴日子。可能是心理過於緊張，也可能是回憶不得要領，到審訊員掐滅菸頭時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來了。對不起。我抱歉地望著審訊員。

這怎麼可能呢？審訊員搖搖頭：真奇怪。

是真的。我說，我不想隱瞞。

既然這樣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麼時候想起來再來找我們。審訊員說。我聽出他的話音有些冷，讓我禁不住打了個戰。

帶走吧！他朝門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麼審訊剛開頭就結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達旦的準備，甚至包括受點皮肉之苦。卻不是，就這麼草草收了場，這確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願，就像在這審訊室裡沒呆夠似的，這心理夠古怪的。

緬懷往事應該是老年人的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