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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東西轉獄，這意味著員外在看守所的預審業已完結，案子將轉到檢察院。員外就這麼走了。後來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真的快要過年了。犯人中確有人在想回家過年的問題，這大抵是那些預審完結又自覺能無罪釋放的犯人，這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犯人是不抱這種奢望的。他們的全部心思仍舊放在如何應付審訊以謀求最終得到法院的從輕發落上。特別是不要被判死刑，留下一條命。至於我有沒有回家過年的想法呢？當然想。而且還很樂觀。同監室的犯人對我的問題也普遍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我畢竟與他們不同，他們曾真刀真槍和共產黨交過手，共產黨恨他們，不會輕易放過。而我則不同，我不過說了幾句讓共產黨覺得不舒服的話。我也相信這一點。我不僅沒和共產黨對立還真心擁護，我的所作所為也許在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主觀上是絕對沒有惡意的。我想一旦把問題弄清楚了還會讓我回K大的，人遇事總願往好處想，一廂情願的樂觀。但我的樂觀想法很快便破滅了。

這得從那次放風說起。我們24號監房和14號監房一起放風。在院子轉圈時我突然發現一張熟面孔，驚訝中，我想起他是K大新聞系的學生，姓史。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呢？在我之前還是之後？在獄中看見熟人心中確是別有一番滋味。我起意利用這次放風和他談一談。否則這機會一旦失去以後很難再有。自然這很冒險，獄方明確規定犯人不許在放風時互相交談，一旦發現將給予嚴肅處罰。但強烈的願望使我顧不了許多。我朝站在四周的管理員看看，他們的眼光沒盯在我在的地方，我就蹲下身做出繫鞋帶的動作，用眼光瞟著在我身旁仍繼續轉圈的犯人隊伍，待姓史的同學走來時我站起插進他的身後，雖然我的伎倆沒被管理員發現，卻緊張得心怦怦亂跳。沒待我開口，我聽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聲音很輕。我立刻明白是史同學對我的呼叫。竟然他也發現了我。我輕輕叫了他一聲老史。他應了一下。由此我二人便心照不宣，一邊轉圈挪步一邊交談起來。我問他是什麼時候進到草廟子衚衕的，他說是一月十二日。我問進來後見沒見到別的K大師生。他說有一次和13號監房一起放風，見到哲學系的朱為民，但沒說上話。我問我走後K大又抓了多少人。他說不太清楚，反正不少。我問抓沒抓程冠生，他說抓了，比他早幾天。我問程關押在哪裡。他說不清楚。接著他又問了我一串問題，我一一回答。也許急於知道的事情太多，待他稍一停頓我又開始詢問。我問他認不認識一個叫馮俐的外文系學生。他說認識。他說他還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問他知不知道她現在的情況。他說自你被逮捕後她成了全校的名人。我心中一驚，問咋？他說她為你被抓的事幾次到校黨委鬧，讓他們講出你關押的地方。學校講不出她又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最後被警察押送回學校。這事在全校引起轟動。我聽了緊張萬分問她後來怎麼樣了。他說她被抓了，不知道以後的情況。總算知道馮俐的訊息，而且是個壞訊息，我心裡十分衝動，要不是在院子裡當著這麼多人的面，我會大哭一場。我強忍悲傷，又想到那個能不能回家過年的老問題，此時此刻這個願望無比的強烈。釋放後我將立刻去尋找馮俐，哪怕她關在天涯海角。我問老史當局會不會在短期內將我們釋放。老史說千萬別有這種幻想，絕無可能。我問為什麼。他說右派已被定性為階級敵人，被抓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這麼嚴重的罪名怎會輕易釋放呢？他還說他被抓前接到哥哥從上海復旦大學的來信，信中講他們學校被逮捕的右派許多已被判刑送勞改農場了。上海如此，北京還會兩樣麼？聽到這個訊息我的腦袋像被重重地敲了一錘。這一錘也就敲醒了我的自由美夢。

這次放風之後我的情緒十分低落，也十分牴觸。心想共產黨到底是犯了哪門子邪，幹嗎非把原本擁護他的人推到懸崖下面去不可？這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聯想到自己這些天的苦思冥想，我感到無限的怨恨。我決定不再絞盡腦汁想自己的“罪行”了。既然右派在共產黨眼裡已經是個又臊又臭的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好了。這麼想我便不在乎自己今後的命運會怎樣，我只是擔心馮俐。我牽掛著她，這牽掛是刻骨銘心的。當然我還很清楚，這種牽掛僅僅出於我對她的感情，已沒有功利的成分，我相信我和她的愛情關係已經結束，我們已失去愛的權利。我別無它求，只求她能平安無事。

崔老發現了我情緒的變化，注視我的眼光透出關切，這是我能察覺到的。這天晚飯後他把我叫到床鋪的一角，問我遇到了什麼不順心的事。對此我又能怎麼回答呢？千頭萬緒，一言難盡啊！崔老見我不語，又問一遍，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