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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反革命”性質。

緊接著，他們透過《人民日報》，精心策劃了以黃帥名義發表的復王亞卓的公開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報》將《公開信》、本報編者按語，連同王亞卓的來信呈送“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審閱。後者當即批示：“擬同意發表黃帥駁王亞卓的公開信（王亞卓的信的主要論點已有，可不發），這封信回答了一些責難。寫得也有力。”其實，這封所謂“公開信”並未反映王亞卓信中的主要觀點。王亞卓信中反覆強調要正確處理師生關係，這個貫穿全信的基本觀點，也被公開信有意刪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張不將原信公佈於眾，而聽憑公開信對它斷章取義，除了擔心它會在社會中引起廣泛共鳴外，用意還在於隱瞞事實真相，以便對來信作者任意上綱上線，強加罪名。

現代“文字獄”（3）

公開信在經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圈閱同意後，於2月21日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以黃帥名義發表的這封公開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願“很好學習”的表示，態度上前後判若兩人，把來信升級到“資產階級老爺的悲哀嚎叫”，是“別有用心”，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這樣嚇人的高度。《公開信》歪曲王亞卓的原意，蠻橫地強加上一把革命師生引向分裂”，“引向劉少奇、###利用孔老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等莫須有的罪名。《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還說是“教育戰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四人幫”調動了他們所控制的各種輿論工具，採用種種手段，發動了一場思想的大###。據不完全統計，一個多月時間內，僅中央和省市級地方報紙上就發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連備受侮辱的黃帥所在班的班主任也違心地加入到對王亞卓圍剿的行列。

隨著公開信的發表，立刻開始了對王亞卓的政治###。2月12日，即公開信廣播的第二天，專門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就開到十九團，並且做出了“發動群眾，掀起批判王亞卓右傾思潮的高潮”的決定，指出“王亞卓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急先鋒”，“批林批孔聯絡實際就是批王亞卓”。公開信發表時，王文堯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隨即收到兵團加急電報，令其火速歸隊。一出火車站即被工作組用專車接到團裡隔離。邢卓是給黃帥寫信的執筆人，與恩亞立也同時被隔離。工作組責令他們交待問題。給黃帥的信寫畢寄發，未留底稿，工作組查問信的內容，3人分別憑記憶追憶，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實。工作組對3人以外還有什麼人參與、指使，頗感興趣，反覆查問，未得滿意結果。2月16日，十九團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錯誤思想檢查認識的報告》。同日，兵團黨委擬出了《關於二師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寫信攻擊革命小將黃帥問題的報告》。3月1日，二師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同志嚴重錯誤的檢查認識》。與此同時，對王亞卓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攻擊新生事物”，“把矛頭對準黨中央、毛主席”、“氣焰囂張，立場反動”等數十頂政治大帽子扣在他們頭上。甚至把他們同###、孔老二相提並論，編出“孔老二要復禮，###要復辟，王亞卓要復舊”的順口溜。

但正義的呼聲是鉗制不了的。王亞卓的遭遇得到許多人的同情。《公開信》發表時，十九團中心學校的部分知青教師，正在北京探親，他們聽到廣播，義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黃帥就教育革命問題展開辯論。隨後到《人民日報》社，對該報發表《公開信》提出不同意見。在連隊，王亞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勞動等方面無微不至的關照。有的鼓勵他們“要頂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團戰士貼出大字報質問：“為什麼不堅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亞卓不放！”全國各地，都有人致書有關部門，對“王亞卓事件”製造者表示不滿、反對、抗議。僅王亞卓所在單位就收到180多封對他們表示支援、同情的信件。這些信雖然沒有達到他們手裡，但人們的態度和政治傾向，他們是瞭解的。

黃帥則收到上千封反對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給她的信裡說過這樣的話：“請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來的人都是些什麼玩藝兒？為什麼拿一個五年級的小學生做文章，又為什麼竟借題發揮？當然，你還小，容易受壞人影響，但是相信隨著歷史的演變，你一定會明白，而那夥獨夫民賊，竊國大盜，早晚會被人民押上歷史的絞架。”歷史已經證明了他的預言。

現代“文字獄”（4）

1974年4月5日，王亞卓在經過二十多次批判會後，被分別送到三個條件最差的連隊進行“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