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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諷其事：“幾根木頭梁，泥巴糊成牆，一把爛稻草，蓋成大草房。”1969年夏收之際，任毅在門上貼了這樣兩段語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是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場合說過的兩句話。50年代他曾經主張，在將農民引導上社會主義道路時，應該加強對他們的思想教育。而當1968年數屆高、初中畢業生壅滯城中無法就業時，他又發出要他們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城市知識青年去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義何在？任毅用隱諱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疑問肖明：《訪〈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紀實》，1989年7期。。

隨著上山下鄉初那種狂熱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緒在知青中蔓延。情緒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彈唱歌曲排遣心中的憂慮和思鄉的情愫。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詞為南京赴新疆支邊的知識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據《豐收農場之歌》的曲調譜成）基礎上，重新填詞，並對原曲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創作出一首表達知識青年思鄉情緒的新歌《我的家鄉》。全曲深沉、緩慢：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長虹般的大橋直插雲霄橫跨長江，威武的鐘山虎踞在我的家鄉。

辭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起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而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們的雙手繡紅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任毅寫這首歌時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當然不敢稱之為《知青之歌》，因為其中並沒有豪情壯志，也沒有宏大的理想，它只是表達了一種###的思鄉情緒，一種美好生活失去後的無奈，表達了知識青年作為一種非工、非農、非軍、非學的特殊階層而產生的強烈失落感。這種情緒是絕對不允許公開流露的，當時只允許歌頌偉大領袖的豐功偉績，只允許表達“東風吹、戰鼓擂”的革命豪情，只允許為上山下鄉運動高奏凱歌。任毅的創作一旦完成，當即被人拿去傳抄。同年七八月份，江浦縣以及蘇北寶應縣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襲，在自然災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外，部分知青因經濟上不能自給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後，相互間往來接觸的機會增多，因此出現了廣泛傳抄、學唱《我的家鄉》的情況。爾後，知青又陸續返回農村，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進一步流傳。在滿耳皆是歡樂的虛假歌聲中，唯有這支歌以一種憂鬱的曲調傾訴出許多知青的衷腸。知青們唱它、傳它，將它視作真正屬於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為《知青之歌》。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冤案（6）

這年8月，蘇聯莫斯科廣播電臺的華語廣播播放了這首歌，他們稱之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當時正值中蘇兩國因邊境爭端和意識形態分歧而處於嚴重對立的非常時期，莫斯科廣播電臺頻繁演唱這首歌，無異於將任毅推入絕境。一個月後，南京街頭的大批判專欄開展對這首歌的口誅筆伐，它已被定性為“反動歌曲”，“說出了帝、修、反想說的話，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聲音”。

11月份，江浦、寶應等縣開始組織人員對《我的家鄉》進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組織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時，將情況向《新華日報》作了彙報。任毅預感到“自己的青春將要葬送在這莫名其妙的歌聲中了”，就向公社、縣負責知青工作的幹部承認了自己是《家鄉》的作者，寫了書面檢查並批判了在創作思想上的“錯誤觀點”。

如果不是“四人幫”的主要成員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親自出面過問此事，因《家鄉》引起的風波也可能會漸趨平息。1970年春節前夕，上海市普陀區回滬過春節的部分知青在里弄裡哼唱這首歌，被逐級彙報到上海市革委會。後者又立即向中央報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緊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要查清作者情況，要對黑歌進行批判”的“指示”，張春橋則要求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專門小組負責此案。這樣一來，在“四人幫”的直接干預下，《家鄉》的作者開始大難臨頭。

隨著“一打三反”運動的興起，形勢變得更加劍拔弩張，到處刷出“該管的管！該關的關！該殺的殺！”的大標語，“###現行反革命”成為當務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兩市公檢法軍管會開始對《家鄉》一案進行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