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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為自己想得多，為國家和人民利益考慮得少，所以，當時由於個別領導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們就耐不住了，熱血一衝，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決定用###方式來表示自己的不滿。其結果，雖然我們當時的思想動機並沒有什麼不好，但實際上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影響和干擾了安定團結局面。這封電報於2月10日才被《人民日報》略加刪改後刊出。第二天，《人民日報》又登載雲南農墾總局負責人的談話說：許多知識青年已開始認識到停工鬧事、聚眾上訪，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少人還作了自我批評。

雖然新聞媒介盡了很大努力，雲南農場知青勝利返城的訊息還是風馳電掣般傳遍全國。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識青年從中得到了鼓舞。

雲南農場知識青年的爭取返城活動，幾起幾落，終於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局。1978年雲南農場知青將近5萬人，一年以後，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當地。

一波三折的新疆農場知青返城風（1）

雲南農場知青的鬧事風波未平，一場新的波瀾已在萬里之遙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農墾系統以上海知青為主颳起的返城風一波三折，屢仆屢起，前後持續長達兩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農場（兵團）知青是都是“###”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數政治上一貫積極自願報名支邊的分子，但更多的還是在沒有做好充分思想準備情況下被運用各種手段動員出來的。知青到兵團後，發現夢寐以求的參軍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到處是戈壁荒灘，地廣人稀，生活條件艱苦。但悔之已晚，思鄉心緒油然而生。不過，當時兵團紀律嚴格，知青年輕幼稚，理想與希望尚未破滅，所以能在逆境中堅持。

“###”十年，對兵團知青是一場劫難。不僅楊永青、魚珊玲這樣的著名典型受到衝擊、批鬥，許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農一師三團“專政”物件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該團十八連有個知青因屬對立派，被綁上雙手用馬拖到團部。對他們採用的刑罰多種多樣，十分殘酷。1972年各團舉辦“打擊流氓阿飛學習班”，物件就是知青。僅三團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強制入班，他們中有的只是頂撞了領導，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給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難以撫平的創傷。“###”結束後，上海知青中流行著這樣一個順口溜：“老幹部###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資本家補票子，上海青年還是老樣子。”表示對現實的不滿。

入疆初，許多上海知青在工資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資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況下，由於有老軍墾戰士艱苦創業榜樣為表率，對前途還是充滿信心的。他們辛勤勞動，付出了血汗，但年復一年，農場面貌變化緩慢。儘管在生產上拼命幹，“百日大會戰”、“能手賽”接連不斷，業餘時間被佔用了不少，結果換來的仍是連年虧損。最倒黴的是普通職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團工作十七八年，工資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資即達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遙遠，探親往返一趟，往往負債。

經濟上連年虧損同時，農場機關卻一年比一年龐大。有的團場已達6個職工養1個幹部的地步。冗官冗費，促使了官僚主義、軍閥作風的盛行。知識青年心情沮喪，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對此又何嘗沒有同感？1979年初，魚珊玲曾對採訪的記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來了這麼多年了，總得有些變化嘛。誰不願意待在好一點的地方？人總有個盼頭嘛。可這十多年沒有一年不虧損，場領導哪有一點事業心？現代化離我們這裡還遠呢！大家對前途都喪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談話中，她還指出：農場的環境令人窒息，幹群關係不和，親近疏遠，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簡單，上海青年的積極性沒有得到調動和發揮。知青典型楊永青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也反映過知識青年中存在的種種實際困難。當然，普通知青對官僚主義、軍閥作風的不滿，要比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強烈。

農場學校教育質量差，也是令知識青年不滿意的原因。這直接影響到他們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進疆的18歲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歲上下的壯年了。他們在新疆結婚成家，孩子大部分進了農場辦的學校。農場的教師多數是從上海青年中選擇的，他們本身只有中學程度，既無學歷，又無教學經歷，所以學校教學質量很差。孩子的家長自己在農場中苦了半輩子，眼瞅著出頭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