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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寐以求想上大學，即使他曾有過所謂的個人動機，也無可厚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個在當時常常被人們用來作為衡量模範人物的標準，如今看來在概念上就存在著矛盾。但在當時，這些揭發的確使他備受磨難，這顆奪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殞落了。

董加耕和侯雋儘管出身不同，經歷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選擇的時候，主動選擇了這條道路。這與後來“###”期間知青被“大撥轟”到農村，毫無自己選擇餘地的情況是不同的。這也正是他們的可貴之處。也許只有他們，才可以談得上是“青春無悔”。從他們後來的表現來看，他們對於選擇了這條道路，也的確“無悔”。1986年，當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後一場返城風波的時候，山西曾派出一個由上山下鄉的老知青組成的“志在四方”彙報團，到京、津等地巡迴講演。一位中央首長在接見他們時對知青在農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幾句肯定評價，曾使侯雋“高興異常，奔走相告”《訪老知青侯雋》，《新疆青年》，1986年第9期。。董加耕對往事的評價則更理論化一些，他說：“當年一些知識青年志願到群眾中去幹事業這是可以的，只是後來一陣風，就把事情搞壞了，凡事都怕走極端。”他進而闡述說，當年的上山下鄉有4個區分，第一是“###”前部分青年出於自願到農村幹一番事業和“###”中的“一刀切”、“一刀紅”亦即一律下鄉應當區分；第二是毛澤東、周恩來培養的青年積極分子和“四人幫”為篡黨奪權而培植的人應予以區分；第三是“###”中說錯話、辦錯事和主動參與“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人應予以區分；第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是積極工作還是消極怠工也應有所區分。臺恩普：《往事歷歷三十年——董加耕訪問記》，《青春歲月》，1991年第6期。他們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情。

主動選擇這條道路的青年雖少，但也並非絕無僅有。像董加耕和侯雋一樣，他們大多是高中畢業生。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懷著為祖國貢獻青春的美好理想，他們是當時的知識青年中最優秀的一批人。

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南京72賢人”，指的是72名自願放棄高考到農村插隊務農的高中畢業生群體。

1964年年初，江蘇省將董加耕這一先進典型推向了全國，並在全省範圍內展開大張旗鼓的學習董加耕的運動，在高、初中學生中間造成了很大影響。南京市六中、十一中、南師附中等學校的一批應屆高中畢業生，在這種氣氛的感召下，考慮到當時高中畢業生中下鄉務農的人數還不多的事實，決心開風氣之先，放棄升學考試，直接報名到農村插隊務農。此舉得到南京市以及江蘇省有關領導的大力支援和宣傳，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震動。

這72個青年中很多是當時重點中學的學生。有些是幹部子女，六中的蔣才琴出身革命家庭，自己每年暑假都回到老家泰興去參加農業勞動，看到很多回鄉青年不安心，總想往城裡跑，而農村又需要有文化的人，遂產生了下鄉務農的想法。她說自己不考大學並不是單純的決心，而是革命。還有不少是知識分子子女，如黃桂玉，父親是大學教授，她說：“我家祖輩幾代都是書香門第，如今我要去種田，就從我這一代起，用汗水來譜寫勞動人民的家譜。”又如方環，父親是南京航空學院教師，母親是中學教導主任，她的哥哥已經於1961年下鄉，這次她要放棄高考，家裡本來不同意，希望她能先考大學，但她態度十分堅決。也有一些工人子弟，如蔣貴勤，本來想接父親的班當鐵路工人，經再三考慮後，認為到農村去更有利於自己的思想改造，於是決心下鄉。此外，他們中還有歸國華僑。

這些青年從決心下鄉務農之日起，就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們組織起來建立了臨時學習班，抓緊一切機會開展自覺的“練兵”活動，鍛鍊自己的體力和意志。張光祖每天早晨挑上一擔磚塊上學，晚上再挑回家，20多天下來，已能從開始的70斤，達到110斤。方環每天早晨和中午挑水圍著房屋繞圈子，有同學笑話她，她臉不紅，氣不喘。李雙銀帶上兩個同學到農村的外婆家，整天練習栽山芋、車水。還有些人練習赤腳走路、爬山。

8月29日，江蘇省召開規模空前的全省農村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這72個尚未下鄉的中學生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十分令人矚目。9月12日，他們與其他知識青年共733名一起，動身前往蘇北的江寧、盱眙等縣插隊，南京市為他們召開了盛大的歡送大會，會上他們的代表蔣才琴、王作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