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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青年們，走革命化道路！》，《天津日報》，1964年5月10日。。

一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背叛剝削階級，在勞動中鍛鍊改造自己，是值得讚揚的革命行動。一切擁護社會主義，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都應該為在自己家庭裡出現了第一代新型勞動者而感到高興。

加上一些具體執行政策的幹部因惟恐沾上袒護“出身不好”青年的嫌疑，不惜將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範圍一再擴大，最初是地富反壞右子女，後來加上資本家子女、歷史不清白分子的子女，再後來高階知識分子子女也被劃入資產階級範圍之內，還有###黨派、富裕中農甚至一般職員的後代。最初只是指直系子女，後來擴大到孫子孫女、侄兒侄女以及其他親屬。在有些地區甚至“左”到凡親屬中有一人成分不好，那麼即使這個青年的父母是“紅五類”，他也會被視為不可靠。尤其不公正的是，直至“###”結束之後，在很多地區，出身和成分都是混淆不分的，許多幹部認定出身就是成分，成分就是出身，或者將出身看作成分，將成分看作出身，不明白每次填表時何以會設有“出身”與“成分”兩欄。奇怪的是，對於這個在當時如此至關重要的問題，卻從來沒人予以認真的說明和糾正。很多高階領導人在對青年講話時也總是強調：“我們是：一有成分論；二不唯成分論；三重在表現。”顯然也把出身和成分混為一談。這種有意無意的混淆，終使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實質上變成了和他們老子一樣的階級敵人。他們成為準專政物件，成為先天的罪人，以至到“###”時，“狗崽子”這種侮辱性的稱呼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報刊和書籍之上。

歧視剝削階級子女的現象在各地的迅速冒頭，使中央認為有必要在政策上作出解釋和調整，1965年7月，周恩來、陳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墾區參加農業生產的上海知識青年時，曾有過如下一段重要談話：

……

周總理接著一一問大家的家庭出身，當問到共青團員卓愛玲時，她羞澀地說：“我出身在資產階級家庭裡。”

“你家裡還拿不拿定息？”

卓愛玲一時答不上來，錯聽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著急地說：“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這話，引得周圍的首長和同志們都樂開了。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3）

周總理樂呵呵地對她說：“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總理告訴大家，“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有複雜的社會關係的人，都要看他現在的表現和立場。一個人的出身不能選擇，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只要能同原來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向組織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會關係，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服務，不斷地在實踐中改造自己，就會有光明的前途。”總理意味深長地對革命青年的勉勵，使得卓愛玲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過去，她也曾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惱過，不知怎樣同家庭劃清界限，不知怎樣爭取自己的前途。進疆以來，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丟掉了；今天總理親切的教導，方向更明確了，獲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動力。《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在新疆勉勵知識青年》，《中國青年》，1965年第16期。

隨後，《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的社論，本著周總理的講話精神，對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本人表現作了如下的解釋：

首先，不能忽視一個人的出身：

剝削階級是不甘心死亡的，它們總要千方百計地尋找自己的繼承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子女從小同他們“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鍋”，是他們首先要奪取的物件。……對於剝削階級子女來說，家庭的影響對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世界觀的形成，往往起著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會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確實和工農子弟不一樣。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這個不一樣。

其次，絕大多數剝削階級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剝削階級子女，雖然生在剝削階級家庭裡，但是他們沒有親自參加剝削，同剝削階級分子是有區別的。他們年紀輕，要求進步，可塑性很大。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不願意做剝削階級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轉變。

第三，要“重在表現”：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尤其要看在階級鬥爭中的表現。執行重在表現的政策，就是按照興無滅資的方針，教育剝削階級子女進行思想改造，確立無產階級立場，背叛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