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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排程。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定議，由胡雪巖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另由滙豐『認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合併三百五十萬，組識一個乾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十萬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萬之多，所以借幾百萬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機圓法話』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還錢、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幾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胡雪巖只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須奏準；左宗棠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後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劃還本息外，京協各餉，更屬無從籌措，本系萬不得已之計。此次故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準照所議辦理。

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後累。『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后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於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劃西征善後，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滙豐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萬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巖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萬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幾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萬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巖，要刁難他，只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於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兩年只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萬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萬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巖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彙集於江海關後，稅務司還要簽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後一次的四百萬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後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只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地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準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惟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棘德陰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巖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滙豐銀行一定找胡雪巖，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面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巖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秘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係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

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援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防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劃，奏請准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裡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佔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佔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