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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德田口述的有關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回憶錄中也曾談到：“劉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後，他和張學良將軍時常見面，和我及孫銘久的接觸也較多，時常談到抗日整軍的問題，對東北軍抗日運動和抗日準備工作有很大的影響。有很長一段時間，張學良將軍懷疑劉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劉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見，他是十分重視劉鼎同志的。”

總之，張學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劉鼎的到來，使張學良對於共產黨和紅軍的看法有了新的轉變。而在這之前李克農與張學良的洛川會談和在這之後周恩來與張學良的膚施會談，對於貫徹中國共產黨逼蔣抗日的方針和推動張學良走向聯共抗日的道路，則更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是預定在膚施舉行會談的日子，但這天天不作美，從一大早開始，就風雪交加，飛機無法飛行，所以談判時間不得不推遲一天。

４月９日，風雪小多了，但仍是個嚴寒的日子，為了能及早趕到膚施，使這次談判能順利舉行，張學良決定當天一定啟程。所以９號這天，他早早起身了，並特意換了一套普通的灰布軍便服，這是他為了與紅軍談判而特意讓裁縫製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對這次會談的重視。

在膚施會談的前幾天，天氣一直不好，８號那天，先是大雪，後又下雨，給行路帶來許多不便。９號這天，天雖晴了，但霧大。張學良已顧不了這許多，帶領王以哲、劉鼎、孫銘九等少數隨行人員，親自駕駛飛機直飛膚施。

下了飛機後，張學良覺得，有點疲倦，胳膊、腿都有些發酸，好象不常勞動的人突然幹了一天體力活似的。他過去不止一次地駕機衝向藍天，坐汽車也總喜歡親自駕駛，都沒有這麼累過。他這才真正體驗到，開飛機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麼輕鬆，特別是在霧大或氣候變化無常的情況下。

這天下午，他沒有再出門，就在會談地點清涼山下橋兒溝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個小院裡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頂風冒雪，從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騎著馬，經兩天長途跋涉，於當天傍晚才趕到膚施的。但護送人員和馬匹都留在城外了，只有參加談判的幾位同志徒步進入了膚施縣城。

當時，負責在大門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張學良的衛隊營長孫銘九，他只知道來的是級別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誰率領，卻毫無所知。

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時才來到天主教堂門前的。他們一共五個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著黑色中山裝（這天他和李克農均換上便衣了），眉毛濃而黑，目光炯炯有神。從他那行動矯健、氣宇軒昂的神態看，他年紀並不大，可是卻留著濃密的黑鬍子。那時，他看到大門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過去，與孫銘九熱情握手，並親切地說：“辛苦了！”

“歡迎，歡迎，請！”孫銘九伸手讓客，很有禮貌地把他們引進裡面去。那時，他只覺得這位大鬍子衣著樸素莊重，儀態沉穩和藹，一定是個不簡單的人，卻無論如何也沒料到，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

張學良與周恩來也是初次見面。過去彼此雖然都久聞其名，卻無緣相會，今天在陝北一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歡，坐在一起會談，真是機會難得，所以二人一見如故，談笑風生。對於西安事變和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最初的會晤，許滌新曾有簡要的評述。他說：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之後，救亡運動的火焰，遍及全國。我黨向被蔣介石派來“剿共”的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西北軍，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兩軍將士們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而蔣介石對兩軍的壓迫也日益加強。在這種形勢下，張楊兩將軍發動了震動全國的西安事變，活捉了蔣介石。四十一年後，西安和蘭州的劇團都編排了壯懷激烈、慷慨動人的《西安事變》話劇。

在話劇裡，當週恩來同志對張學良說到“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時，張說：“不，不，我是一個不抵抗將軍。”恩來同志說：“我相信，這個不抵抗將軍的名義，你會自己洗掉的；我們也會幫助你洗刷。”恩來同志又說：“聽說張將軍不久前寫過一首抒懷的詩。”張說：“周先生你也知道麼？”恩來同志邊笑邊念：“極目長城東眺望，河山依舊主人非！”張說：“只是感慨而已。”恩來同志說：“張將軍，我想借用魯迅先生的兩句詩奉贈：‘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劇本所寫未必完全是事實，但在當時那種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變》劇本的這一段對話，是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