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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躺著出去！”

這個講話，被特務獲悉，很快就報告到晏道剛那裡。晏要求張學良把講演人交出來，張為緩和他與蔣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虛與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潛逃之名將講演者送到北平，這件事無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過後來黃顯聲還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因此被蔣痛恨，以致十多年後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慘遭殺害，也都與此事有關。

但這些情況也說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蔣介石要扭轉西北局勢，讓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再去打內戰，進攻陝北革命根據地，是比較困難了。但蔣介石是個主觀唯心主義者，他是不大可能認真吸取經驗教訓的，所以他在離開西安、返回他以避壽為名暫時居住的洛陽古都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調兵遣將，擴建機楊，積極為一場新的剿共戰爭作準備。

與此同時，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鎮壓，也更變本加厲了，震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原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七人，是領導全國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救國會領導人，他們並沒有犯什麼法，不過帶頭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動，寫了幾篇宣傳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這卻觸怒了南京當局，１１月２３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這七位愛國人士逮捕了，並查封了一批進步刊物，後來，南京政府要對沈鈞儒等起訴公審。中共中央為此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改弦更張，徹底放棄錯誤政策，釋放一切政治犯。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使國民黨政府十分被動。蘆溝橋事變爆發後，鑑於形勢的變化和全國人民的正義呼聲，“七君子”才被釋放出獄了。

這是後話，暫不多表。不過由上述情況看，在那時儘管人心思抗日，而內戰的危險仍是十分嚴重的。蔣介石在洛陽的時候，張學良曾約閻錫山一起見蔣，勸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說：“是我服從你呢，還是你服從我！”

就是在這種堅持內戰政策、一點也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況下，蔣介石在洛陽作了一番新的軍事部署後，於１２月４日晚九時許，身著戎裝，帶領大批高階將領，由洛陽乘專車再度來到西安。張學良是先行前往洛陽迎接的，這時同車到達。楊虎城、邵力子等高階官員親往臨潼車站迎接（因蔣要下榻臨潼華清池，故在此站下車），蔣介石不進西安，不住城裡的高階賓館，而要選擇遠離城區的驪山山腳下這一僻靜處所，與其說是為了安靜，不如說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他這時雖然還不大可能會想到一週以後他會被人家打個人仰馬翻，但西安對他來說，不象南京、洛陽那麼安全這一點，他是毫不懷疑的。

這是蔣介石在一個多月內第二次來西安。但這一次的到來，頗有點“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之慨。他不僅帶來了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一批高階將領，他的中央軍也紛紛西移，真是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不過，在表面上，同上次來時一樣，他仍裝出一副輕鬆自如、悠哉遊哉，似乎是被名聞遐邇的大、小雁塔和菸草萋迷的咸陽古道所陶醉的樣子，遊覽觀賞，指指點點。實際呢，他腦子裡是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他的目光是嚴峻而陰冷的；他往往在訪古攬勝中王顧左右而言他，那偶而發出的笑聲使人感到驚懼；他觀景不過是做做樣子，時刻在窺探張、楊的動靜，才是他的真正動機！

裝假畢竟是難以持久的。果然，蔣介石的笑容轉眼間便消失乾淨，一個新的圍剿陝北紅軍的作戰計劃拋了出來，而且聲勢大，兵力強，口氣硬，命令也是最後通諜式的。在他看來，他的決定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必須絕對服從的，如果張、楊再不聽從，就將他們搬開：東北軍調福建沿海，十七路軍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麼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嗎？這回我要讓你們來個精神向南！

這一次，蔣介石是決心要在西北大幹一場的。他一面軟硬兼施地一再向張、楊施加壓力，督促他們向陝北進兵，一面也作了讓他們易地換防的準備，甚至連新的西北“剿總”和前敵總指揮的人選都已內定；同時，在“兩廣事變”時南調的軍隊，這時也重又調回內地，集結於平漢、隴海路一帶，準備向陝甘進發。有一部分軍隊正向豫西移動，前鋒已逼近潼關。從國外買回來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戰鬥轟炸機，也都調往西安，準備參加新的“剿共”大戰。那一陣，西安真夠熱鬧的，一隊一隊的飛機，象傍晚的烏鴉群，帶著震耳的響聲，遮天蔽日地飛臨西安上空；有的還故意降低高度，轟轟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