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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講了一句遺囑。’少夫人說:‘要劉省長速將情況稟報少帥!’她就轉身走下樓來了。”
劉尚清聽完深深地彎下腰,對於鳳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說:“好一位深明大義的少帥夫人!”⒃
這以後,大帥府內對於張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為大元帥看病的杜醫官每天照常到帥府上班,照常到張作霖住處去給他“治傷”;廚房照常為他送飯,勤雜工照常灑掃,花工照常在庭院裡修剪花枝。總之帥府內一切平靜,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悲傷和慌亂的景象。
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頗感失望,因為在他們看來,張作霖是絕無生還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東北就會大亂,那時他們將立即出兵,乘亂進佔奉天,繼而佔領全東北。若此計不成,他們就設法阻止張學良回東北,甚至企圖加害於他,以便斬草除根。
但他們的這個如意算盤落空了。
原來,在張作霖重傷去世的當天,劉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關內給張學良送信了。炸車事件雖如晴天霹靂,使人震驚,但東北整個局勢還是穩定的,並沒有出現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種混亂狀態。張作霖所乘列車被炸的事,張學良當天就得知了,但父親情況如何,卻不瞭解,他一直抱著僥倖的心理,認為受點驚或負點傷也是可能的,更嚴重的事,想還不會發生。但他顯然是估計錯了,當他接到東北來信,得知父親不幸身亡時,真如萬箭穿心,眼淚似斷線的珠子,頃刻間把信紙滴溼一片,但沒有哭出聲音來。他極力剋制著自己的痛苦和憤怒,待前線形勢趨於緩和,並開始逐步往關外撤兵時,才又剃光了長髮,身穿士兵服裝,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由衛隊營長崔成義率領幾名得力衛士護送,並化裝成伙伕,於黑夜中混雜在經灤州東撤計程車兵當中,才乘坐悶罐車返回奉天的。
那時,就這樣仍擔著不少風險。火車每當經過大站,象山海關、綏州、錦州等地時,各站站長及日本憲兵均荷槍實彈,登車巡視,每檢查一個車廂,就詢問誰是車上的指揮官?張學良是否在這趟列車上?士兵們有認得崔營長的,就說崔營長是指揮官,至於張學良在不在車上,崔營長斷然否認了:“張學良正在關內指揮作戰,怎麼能會回來?”這才巧妙地掩護張學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這之後的東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靜的,圍繞著炸車案的餘波和究竟由誰擔負東北地區的軍政首腦,以及東北向何處去等問題,在上層,在領導集團內部,也仍然存在著矛盾的,有時甚至明爭暗鬥、風波迭起。如為了儘可能隆重地為父親治喪,並繼承他的遺志,張學良回來後的繁忙、緊張,是不難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靜,需要內部團結,上下一致。然而,就在這個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點什麼名堂了,不是“經”念歪,就是“唱”走調,使他好不痛快。就說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吧,本可晚些時候等大喪發完再召開嘛,可是硬要馬上開,還讓他必須按時出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張學良的疑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那時,“大多數人認為,張作霖之死有利於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認為不利於日本。把張作霖之死看成有利於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勁往實力派楊宇霆那邊靠。他們鼓吹滿蒙地區可以順從日本人的意圖,接受日本人的指導。雖然他們懼怕楊宇霆的鬼精詭詐,因為在大帥活著的時候,他一口一聲‘上將軍’,給好多同僚上過讒言,特別是他對以張學良為首的少壯派根本沒放在眼裡。雖然如此,他們說從整個東三省來看,老一輩還得有這麼個人出面。可在目前,張學良卻有意疏遠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勢力日益擴大,晉軍和馮軍都歸順了。而且南京政府還決定把北京改為北平,直隸改為河北,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令其全權處理接收北平事務;蔣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與張學良極其秘密地接洽過……基於這些情況,把張作霖之死看成不利於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極力往張學良這邊靠。兩派對立情緒很大,所以在即將召開的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上肯定是要有一場鬥爭。”⒄
果然,在那天會上,有人想興風作浪,想上臺,使張學良一度處於頗為不利的境地:
參加會議的人基本上到齊全了,就缺張作相老督辦了。大家議論說,不要等他了,他會來的。因為推舉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的訊息早傳出去了,這已是鐵板釘釘。並且在這之前,有人已經把新總司令軍服送給了他。
當然,張作相曾經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兒(張學良)”繼承父業。但到了關鍵時刻,一般人都會抓住不放,張作相嘴上那麼說,實際上他究竟會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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