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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也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楊虎城還特地在新城大樓宴請隨蔣來西安的軍政大員，儘量穩住他們，不也說明他很有心計嗎？當然，那時蔣介石對他也抓得很緊，１２月１１日這天，從白天到晚上，蔣介石在華清池一直在開軍事會議，會後又會餐。楊虎城因為要宴請來陝的各方大員，未參加。但張學良是一直呆在蔣身邊的。所以當晚新城大樓的宴會他遲到了。他一面向賓客表示歉意，一面頻頻舉杯敬酒，談笑風生，若無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軍政大員，也都開懷暢飲，一個個都喝得醉眼朦朧，已有些飄飄然了。這些志大才疏、養尊處優的達官顯貴，同樣是一些主觀唯心論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是定心丸、鴻門宴，不會想到西安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夕。

“昨為座上客，今作階下囚”，這對他們來說，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既然緊跟蔣介石，不事抗日，專搞剿共，逆歷史潮流而動，歷史跟他們開個小小的玩笑，把他們警告一下，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且不談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就從他們本身來說，這場“虛驚”也並沒有什麼壞處。至於個別人企圖逃跑，誤中流彈而喪生，那是咎由自取，另當別論。

新城大樓的宴會結束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了，張學良、楊虎城送走了最後一批客人後，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館，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即將採取的重要軍事行動：

張學良回公館立即召集有關人員，宣佈十二日凌晨舉行兵諫。部署停當以後，又召集東北軍在西安的高階將領和幕僚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五十七軍軍長繆澂流、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總參議鮑文樾、西北“剿總”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鍅、第四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和營長孫銘九（騎兵軍軍長何柱國臨時未找到）等人宣佈兵諫決定。他對大家說：“我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罵名，為全國人民所不諒解，這幾年的悶氣，我們實在受夠了。究竟是誰不抵抗？‘九·一八’時，就是委員長來電報不准我們抵抗。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不抵抗是根本錯誤的。十月間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陽，最近在臨潼，我多次向委員長痛切陳詞，反覆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領導全國抗戰；只有先抗日，然後才能統一，不能先安內而後攘外；

只要抗日，共產黨和紅軍的問題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這些請求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並且受到他聲色俱厲的斥責。現在他硬逼著我們去打內戰，不服從他的命令就要把我們調離西北而後消滅掉。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已經和楊主任商定，明晨六時臨潼、西安同時行動，用強制手段請委員長到西安城裡，逼他抗日。我的指揮部設在新城，與楊主任共同指揮。”接著宣佈了具體行動的安排。張學良講完後，大家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只有于學忠問：“抓到以後，第二步怎麼辦？”張學良回答說：“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員長怎麼辦了，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⑩

話雖這麼說，將領們心裡仍不是很踏實，如繆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決定把這事進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幹則已，要幹起來當然就不會半途而廢，是一定要幹到底，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張學良語氣肯定、同時也是滿懷信心地說。當然，對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和風險，他也並不隱諱，並坦率地承認：“我們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對他先禮而後兵的。至於更詳細的計劃還沒有，我們第一步是擁蔣抗日，第二、第三步還得走著瞧，要見機行事。”

那天深夜，張學良對整個臨潼方面的軍事行動作了統一部署後，又特地命令孫銘九和王玉瓚配合白鳳翔，劉桂五等前往臨潼捉蔣。

楊虎城當晚的軍事行動同樣是有條不紊的：

楊虎城當晚也召集十七路軍在西安的主要將領十七師師長孫蔚如、綏靖公署參謀長李興中，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警備第二旅旅長孔從周等舉行緊急會議。楊虎城宣佈了兵諫計劃，並說：“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這次到西安來，表面上是要打共產黨，實際是想一箭雙鵰，也要消滅十七路軍和東北軍。

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必須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因此，我已經和張副司令共同決定採取行動，扣留蔣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隨即按計劃分頭部署，待命行動。此外，還決定成立戒嚴司令部，孫蔚如任戒嚴司令；趕壽山兼公安局長；孫蔚如並負責擬定十七路軍所屬各部隊的佈防及向西安集結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