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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綏遠的抗日將領傅作義，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張學良的保護，從那以後，二人關係一直很好。綏東抗戰爆發後，張學良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聲援，而且還派一個騎兵師前往援助，所以對西安事變傅作義積極支援，態度鮮明。１２月２４日，他還親自乘飛機來西安，後來只是因為飛機迷航，在途中耽誤了時間，而這時張學良也已送蔣回南京了，二人才沒有見面。

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掌管晉、綏兩省的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則是另一種型別。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年，他是搖擺不定的，他一會兒與日本人勾搭，一會兒擁蔣反共；一會兒表面服從蔣介石，暗中卻積極支援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甚至與共產黨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產黨員彭雪楓、薄一波等在此期間都曾在山西工作過，並與閻錫山有過一些接觸。可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卻變了臉，連呼“驚痛”，一片責難之聲，如在覆電中說：“……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移內戰為對外戰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後來，根據孔祥熙的請求，擬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山西省清鄉督辦徐永昌去西安，以調停南京政府與西安的爭端，張學良斷然拒絕了，並對部下說：“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是不必要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兒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他對我們只是滿篇責備，毫無半點同情。他把他給我們的電報還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裡的報紙上，向南京政府討好，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情況，最初不敢公開表態，等看到事變將會和平解決時，才發了通電，如宋、韓１２月２３日在向全國發出的聯名通電中，就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政治解決，避免軍事衝突。西安事變爆發後，《新疆日報》曾發了“號外”，人們都認為盛世才一定會發通電支援張、楊的。他在當時有表示贊同之意，只是由於看到蘇聯不歡迎這一事變（蘇聯《真理報》對西安事變作了歪曲事實的報道，認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英、美、德、意、日等國都跟著指責張學良；有的是因情況不明，有的是別有用心），對張學良有所指責，他才又改變了態度。對此人在西安事變後的急轉，周春暉有如下評述：

盛世才為了測驗部屬思想趨向，於西安事變翌日，在都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當場出了三個題目：一、張副司令兵諫蔣介石這項措施是否正確？二、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響應本督辦七項救國綱領？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以下犯上？給與會者每人發白紙一張，要他們記出一、二、三題號，下面按個人認識，註明“對“或“不對”，然後簽上答者姓名。收卷後，盛看過即令寫“不對”的人舉手，這些人大都是軍人。盛當場講：“你們不要以為部下扣長官都是以下犯上，這是舊觀念，不對。我以後如果反革命，你們也可以這樣對待我。”

可是就在這天晚上，他……知道蘇聯方面對西安事變持否定態度，指斥張學良行動不當。回來後立即囑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論拆掉，對西安事變不作論述，並說那天測驗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語）：一九三六年張學良曾派代表慄又文、車向忱等來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希望西北各地當局在這個問題上合作。但西安事變的發動，他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最初估計，至少西北各地會與南京決裂。所以先來測驗一下部屬心理，並進行說服。

但因蘇聯對事變的否定評價，而他個人又不能出爾反爾，只有不再評述，不表示態度了。在他公開反革命後，他對他的友人曾談過這件事，說他在西安事變時險些上了當，弄得八方不是人。並說政治領導者，尤其握有兵權的人，不能犯衝動，張學良就吃了好衝動的虧，在衝動下把蔣介石扣起來，在衝動下又陪蔣去南京，結果把偌大的東北軍都輸光了。）⒀

這一記載，使我們對盛世才其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變時的反覆，他的見風轉舵，是一點也不奇怪的。至於他後來的所謂“上當”、“衝動”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動立場上判斷是非的，對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顛倒的，這與有的把革命說成“反動”、把抗拒說成“正氣”，以及硬把義舉說成“叛亂”、“劫持統帥”之類的言論不是如出一轍嗎？

當然，在那時，在群眾中對一些問罪的認識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