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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自上海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髮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自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唆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四）釋放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國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張學良唸完後又說道：‘這電文下面簽名的已有兄弟和楊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這上面籤個名。’於是馬占山先簽，接著陳誠、朱紹良、蔣百里、于學忠、邵力子、蔣鼎文、衛立煌、陳調元、陳繼承、萬耀煌、何柱國、孫蔚如、王以哲、黃英斌、繆澂流、錢大均等均在通電後面簽了名。

“十五日，張又將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員遷移到張公館附近的玄風橋、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優待，分送每人一本《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論》等書及撲克等消遣東西。張學良除每天到蔣介石住所談談外，還經常到這裡說說情況，交換意見。

“十六日，張學良對南京的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華縣、渭南進攻，前線接觸，虎城部隊已有傷亡。我這幾天要到前線指揮，少陪各位。如果他進攻不已，只好請蔣先生及各位轉移其他地方。”陳誠道：‘你這話可向委員長說，請委員長寫信給何敬之，與其他的人說是沒有用的。’蔣百里向張學良建議：‘你可與蔣委員長商議，派蔣銘三（蔣鼎文）到南京去與何敬之商議辦法。’張即表示首肯，轉向蔣介石商議，蔣亦應允。當由蔣百里先生、蔣鼎文分別去見蔣介石，商議派蔣鼎文去南京。”②但張、楊二將軍舉義西安，這振奮人心的訊息卻如平地一聲春雷，也象一個力量很強的衝擊波，很快傳遍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除了國民黨內一些堅持反共和內戰政策的頑固分子大叫討伐、非要向西安興師問罪外，大多數人對西安事變是同情的，支援的。全國各地群眾和愛國團體的函電象雪片般飛來，堅決擁護張、楊八項主張，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變後的三天內拍來的電報就有一千數百封之多。

“不僅人民群眾擁護西安事變，而且舉國風動，義師雲起。國民黨政府裡不少中下層官員或者發表通電，或者率部反正。駐於甘肅省靜遠縣打拉池的胡宗南騎兵團，擊斃團長，全體官兵投奔抗日聯軍。甘肅省慶陽縣，涇川縣、環縣、合水其、鎮原縣、正寧縣和寧縣等縣縣長致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政委員會，表示：‘督率所屬，保衛治安’，‘健全機構’，‘靜待鈞命’”③

但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內，在對待西安事變問題上，卻並不是一致的。當時，南京政府中，主張發兵討伐，認為“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的雖居多數，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事件不可訴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應弄清事情真相和蔣在陝情況，再定“萬全之策”。由於主戰派居多數，所以仍決定討伐，並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釋出“討伐”，定要“掃蕩叛逆，以靖兇氛”。總之，那些聞變大驚、六神無主、力主大動干戈的大人先生們，聲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張、楊，方解心頭之恨之勢。其中比較突出的頭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應欽。而當時主戰最堅決、且言詞激烈、舉止反常者則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論（君不聞，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丟擲所謂《孫文主義哲學基礎》等歪曲三民主義、攻擊共產主義的文章嗎？不是因為由於它帶“理論色彩”，而還被稱為戴季陶主義嗎？）有行動，論其反共歷史之悠久，並不比蔣介石遜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惱羞成怒，極力主張進攻呢！為了說服大家支援以武力威脅的辦法來營救蔣氏的決策，他不僅在會議上鼓動，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連磕頭作揖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