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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只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們是哪裡來的？”蔣問。

“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

“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

我解釋並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裡等著你呢！”

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

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揹你下山。”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⒃

商同昌（衛隊二營代理營長），還特別談了蔣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他說：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衛二營營長孫銘九從西安到十里鋪向我說：“趕快集合部隊，到臨潼華清池扣蔣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隊。但因為兩輛大汽車夜間怕凍壞水箱，把水箱動水放掉了，這時沒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隊上了車，不能開動，孫銘九營長帶第七連先走了。我和司機找來水，裝外水箱，帶第八連後行。就在這個當兒，從西安方面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的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個人）。我問：“你們是哪裡的？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幹什麼？”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侍從室會計——編者注）。”即構出一張名片送給我。上邊印著兩個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一行是憲兵第三團團長。下面三個字是蔣孝先。我看了以後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車馬上就開。”我同蔣孝先說話以後就把營政治指導員張××（忘了名字）找來，我告訴他說：“這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個士兵坐在蔣的車上，別讓他跑了，跟著我的車後邊走，扣完蔣介石再處理他。”我又領著張指導員和兩個手槍兵向蔣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坐不下，叫三個人坐在你的車上。”這時，蔣孝先和蔣和昌面如土色，一聲也沒有吭。張指導員叫衛兵繳了他們的槍，以後就上了車。這時大汽車已上好水，我乘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後邊跟著走。

我到華清池時，孫銘九帶著第七連王協一部已經衝進大門，正和蔣介石的衛士、憲兵交戰，我即加入了扣蔣的戰鬥。戰鬥結束時，我問張指導員：“蔣孝先在哪裡？”

張說：“你們加入戰鬥以後，因子彈亂飛，我們下汽車在山坡下隱蔽，蔣孝先突然拔腳逃跑，我把他抓了回來，看見劉（多荃）師長和另外幾個人，我們問怎麼辦？他們說，把蔣孝先交給他們，我把蔣交給他們以後，他們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園裡了。⒄

這就是舉世矚目的臨潼扣蔣的事實真相，所引資料，大抵皆為當事人的耳聞目睹，而在許多關鍵場合，他們又都是扣蔣的實際執行者，所以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較高，應該說是如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重要過節的。但也無可諱言，對此多年來人們看法並不一致，蔣介石本人的記述也有明顯的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他驚慌失措、東躲西藏的情況一點也看不見了，倒成了鎮定自若、從容以對的英雄，據說在聽到槍聲後，他即知“此決非區域性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決計仍回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還有什麼“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等等。曾幾何時，不是槍聲一響，就嚇得連衣服都顧不得穿，奪路奔逃，何來的“決計回轅”？不是一聞槍聲，由於過於緊張，跳牆逃跑時摔傷了腰，是由衛士揹著上的驪山嗎？何來的“隻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尊嚴，併為蔣挽回點面子，曾把蔣介石後來離開西安的日子定為“民族復興節”，蔣介石在驪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為“民族復興石”，還在那附近修了個鋼筋水泥結構的亭子，名曰“民族復興亭”，又名“正氣亭”。全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