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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來，就在張作霖準備退回東北時，以村岡長太郎為首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行動”絕密計劃也正在加緊策劃中。最初，他們是準備派一個叫竹下義晴的參謀去北京刺殺張作霖。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關東軍司令部高階參謀河本大作，獲悉這一特殊使命後，河本似乎表現了異乎尋常的關注，對竹下說：“最好不要乾沒有用的事情，萬一失敗了怎麼辦？在華北方面，果真有能夠完成那樣大膽謀略的可以信賴的人嗎？很不放心。萬一（搞糟）的時候，如果不讓國家和軍方承擔責任，而只以個人的責任來結束的打算辦不到的話，那麼虎視眈眈的列國一定認為好極了，不知會怎樣乘機指責呢。讓我幹吧，別無他途。你若是去華北，要一直徑去北京，詳細偵察張作霖的行動……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謀刺張作霖的絕招是炸車。

竹下義晴到了北京後，很快便將張作霖將乘火車返奉的計劃電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動起來，炸車地點他最初選在京奉線的巨流河鐵橋，因此處有中國軍警監視，怕露馬腳，所以改在皇姑屯車站。這裡是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的交叉點，在離車站不遠處，有一個三洞橋，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滿鐵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為橋上是由日軍警戒的，便於他們作炸車的各種準備，所以就把這裡作為炸車的地點。

在這之後，河本在三洞橋附近設了崗哨，實行戒嚴，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後調來工兵，放置炸藥，安裝電動引爆裝置，並在一僻靜處設立了瞭望臺。河本為保萬無一失，還計劃若爆破失敗，便設法使列車脫軌顛覆，並立即讓一隊伏兵衝過去將張殺死。而在這一切準備就緒後，還特地將兩名中國乞丐（原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殺死於橋下，將他們偽裝成所謂“南方的便衣隊員”，在作案後被炸死的樣子，以轉嫁罪責，掩人耳目。三年後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也是採用同樣手段，密令其守備隊自行炸燬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並以此為藉口，開炮轟擊東北軍駐地北大營，並向瀋陽大舉進攻的。歷史嚴峻地證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很兇惡的，他們為了迅速佔領東北，進而吞併全中國，無所不用其極，是什麼樣的陰謀詭計都會施展出來的。

張作霖的專列是６月３日夜離開北京，開往關外的。

那是一個多少還有點涼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風習習。

張作霖是在隨行人員的再三催促下，才懷著悵惘和依戀之情與中南海告別的。當時他是“乘坐由奉天迫擊炮廠廠長沙頓（沙頓系英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開汽車，開得很好）駕駛的、在英國定做的大型厚鋼板防彈汽車，顏色為黃色，駛往火車站。”⑤那個當兒，車站上靜悄悄的，也許是戒備森嚴的關係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暫留北京的官員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車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時那種熙來攘往的熱鬧場景的；給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喪，頗有點落荒而逃的情景，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車站那偌大的月臺上，更顯得寂寥蕭索，呈現著在兵荒馬亂年代所特有的那種倉惶、沉寂和淒涼的景象。

當然，要說完全沒有一點官場的禮儀和送行的氣氛，那也不太符合實際，這也正象司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萬里無雲，月明如鏡（正當陰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後溝沿的順承王府到前門東車站，沿路上奉軍的衛隊，崗哨林立，警備森嚴。

午後一時十五分，大元帥張作霖的車隊到達了車站，軍樂隊立刻奏起音樂。車隊中的第一輛車是軍政府總理潘復，他首先下車，接著是各部總長、侍從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張作霖的座車是第四輛的黃色大橋車，他下車時，著藍色的大元帥常服，腰間佩劍。

他身材雖然不夠魁梧，但步履間卻是英挺颯爽。

這時，他的兒子張學良，當時擔任第三方面軍團長，和第四方面軍團長的楊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線敗退下來的第一方面軍團長的孫傳芳等人，都候在站臺上歡送大元帥的離京出關。張作霖和他們一一握別。軍政府撤退專車一共三十輛，當張作霖踏上車門時，車準時徐徐開動了。張作霖佇立車門的臺階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禮，一直到專車開出站臺，他這才走進車廂。張作霖面上雖然一直維持著鎮靜的微笑，顯然的，他的內心則是不勝其感慨的了。

這是張作霖以大元帥名義入主北京中樞的最後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來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