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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

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裡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裡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徵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透過這小說，許多人瞭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裡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藉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