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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按時交稿。我拿起筆從來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寫得快，說我“粗製濫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創作方法只有一樣：讓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透過人物生活。有時，我想到了寫一件事，但是寫到那裡，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數作品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們。我以本來面目同讀者見面，絕不化妝。我是在向讀者交心，我並不想進入文壇。

我在前面說過，我剛寫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發來的電報，通知我大哥自殺。第六章的小標題是《做大哥的人》。這不是巧合，我寫的正是大哥的事情，並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當時懷著二十幾年的愛和恨向舊社會提出控訴，我指出：這裡是血，那裡是屍首，這裡是屠刀。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筆下哭訴、哀號。我感到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我說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樣的人看見自己已經走到深淵的邊緣，身上的瘡開始潰爛；萬不想大哥連小說一個字也沒有能讀到。讀完電報我懷疑是在做夢，我又像發痴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我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我一個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人行道上走來走去。住在閘北的三年中間，我吃過晚飯經常穿過橫浜橋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說《新生》裡我就描述過在這條所謂“秘密之街”上的見聞。

我的努力剛開始就失敗了。又多了一個犧牲者。我痛苦，我憤慨，我不肯認輸。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顏六色的滾滾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斷出現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體健康、大發雷霆的時候，大哥是在他含著眼淚向我訴苦的時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復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進行無情的打擊。我一定要用全力打擊它。我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經去世，我更沒有顧慮了。回到寶光裡的家，我拿起筆寫小說的第七章《舊事重提》，我開始在挖我們老家的墳墓。空閒的時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寫給我和三哥的一部分舊信。我在《家》以及後來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舊信裡提供的材料。同時我還在寫其他的小說，例如中篇《霧》和《新生》，大約隔一星期寫一次《家》。寫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我的確感覺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騰，它推著人物行動。高老太爺、覺新、覺慧，這三個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們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鬥爭，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氣吞聲，或者享樂，或者受苦，或者勝利，或者失敗，或者死亡……他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卻堅持進行我的鬥爭。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寫完《激流三部曲》。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裡開了頭，後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二十一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後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我想得更多，抗戰以後怎樣？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後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寫《秋》的時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鬥爭。在《家》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高老太爺和馮樂山；在《春》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馮樂山和周伯濤；在《秋》裡我的矛頭針對著周伯濤和高克明。

對周伯濤，我懷著強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實的人，但是我看見不少像他那樣的父親，他的手裡緊緊捏著下一代人的命運，他憑個人的好惡把自己的兒女隨意送別屠常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九點後開始寫《秋》，寫到深夜兩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後上床睡覺。我的三哥李堯林也在這幢房子裡，住在三樓亭子間，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從天津來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後，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飛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進醫院，在醫院裡他沒有活到兩個星期。他是《秋》的第一個讀者。我一共寫了八百多頁稿紙，每次寫完一百多頁，結束了若干章，就送到開明書店，由那裡發給印刷所排櫻原稿送前我總讓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時也提出一兩條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