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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過去所有的作品裡都有從這顆心滴出來的血。現在我可以說，這顆心就是開啟我的全部作品的鑰匙。

我們從溫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過了三四個月，蕭珊就去昆明上大學。以後她到過桂林、貴陽、重慶和成都。她不可能有馮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經歷，我當時只是設想她在那樣的環境該怎麼辦，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寫了出來。蕭珊是一個普通人，馮文淑也是。在這三本小說裡我就只寫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視死如歸的朝鮮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敵人進行秘密鬥爭或被捕或遇害的劉波、朱素貞們也都是普通人，他們在特殊的環境裡會做出特殊的事情。總之，沒有一個英雄人物，書中卻有不少的愛國者。《火》並沒有寫到抗戰的勝利。但是我相信對這勝利貢獻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無數的普通人。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有幾十年的經驗，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進。普通人身上有許多發光的東西。我在朝鮮戰場上見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輕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非常想念祖國，感情激動、坐臥不安的時候，我翻譯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他講“俄羅斯語言”，我想的是“中國話”，散文詩的最後一句：“這樣的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絕不能叫人相信。”我寫《火》的時候，常常背誦這首詩，想它是我當時“唯一的依靠和支援”。一直想著我們偉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裡我讓馮文淑來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別山，蕭珊未到過，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觀樓……都寫進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寫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沒有改變，但是我冷靜些了。我在小說裡寫了一些古怪的社會現象，當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寫下來的還比較少。馮文淑離開上海將近四年，在昆明出現並不顯得成熟多少，其實我寫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見的昆明，到四三年情況又有變化了。我記得清楚的是知識分子的地位低下和處境困難。當時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積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鴉片，白的是大米），此外還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單幫做買賣的各種發國難財的暴發戶。那個社會里一方面是嚴肅工作，一方面是荒淫無恥。在國統區到處都是這樣。我在小說裡只寫了幾個普通的小人物，他們就是在這種空氣中生活的。馮文淑在昆明，同她過去的好朋友朱素貞住在一起。

蕭珊在昆明，從宿舍搬出來以後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學一起生活。那個姓王的女同學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紀比蕭珊大一點，誠實，樸素，大方，講話不多是個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選的，但不知怎樣，我的朋友又愛上了別人，要把她推開，她卻不肯輕易放手。我那朋友當時在國外，他去歐洲前同我談過這件事情。我批評他，同他爭論過，我看不慣那種單憑個人興趣、愛好或者衝動，見一個愛一個，見一個換一個的辦法，我勸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責任，應該知道怎樣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談得多，我想說服他，沒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個玩弄女性的人，他無權無勢，既然沒有理由跟妻子離婚，新的戀愛也就吹了。蕭珊的女同學後來終於給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戀愛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頭，離婚—結婚，結婚—離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華，幾乎弄到身敗名裂，現在才得到安靜的幸福，這是後話。我兩次在昆明的時候，經常見到蕭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為人。我寫《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貞時，腦子裡常常現出她的面影。她後來結了婚，入了黨，解放後當過一個單位的領導幹部。“文革”期間有人來找蕭珊“外調”她在昆明時期的一些情況，蕭珊死後又有人來找我外調，說是要給她恢復工作。六、七年沒有訊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貞的身上還有另一個人的感情，那是蕭珊的同鄉，她的中學時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純潔的姑娘。我在廣州開始寫朱素貞的時候，蕭珊還在上海唸書，沒有見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當時可能也還沒有開始新的追求。其實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兩個人，我在那幾年中間遇見的給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輕女人在朱素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跡。但朱素貞並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終是一個普通人。在最初幾版的小說（《火》第三部）中朱素貞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唸書，忽然接到陌生人從香港寄來的信告訴她：她那分別四年的未婚夫劉波在上海“被敵偽綁架”，關在特務機關裡。她決定回上海去營救他。她動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發來的電報：“波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