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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號，而且一直到死他沒有能看到他回到黨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錯誤終於改正，沉冤終於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經過去，雪峰早已一無所知了。但我們還活著。我真願意忘記過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全國人大會剛剛結束，我回上海之前一個下午跟雪峰通了電話，到他家裡去看他。當時的氣氛對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毫無拘束地同他交談，還對反右運動提出一些疑問，他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飯。我們是在新僑飯店樓下的大同酒家吃飯的。雪峰雖然作主人，卻拿著選單毫無辦法，這說明他平日很少進館子。他那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重慶時就傳開了。吃過飯他還依依不捨地拉著我同他夫婦在附近閒走了一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可能已經成為批判的物件，自己已預感到大禍即將臨頭了。

我回到上海，過一兩個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的最後一次大會。我還記得大會是在首都劇場舉行的。那天我進了會場，池子裡已經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頭坐在前排的邊上。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臺，和靳以作了聯合發言。這天的大會是批判丁玲、馮雪峰、艾青……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的大會。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批判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講過：“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直言，替他辯護。”倘使有人揭發，單憑這句話我就可能給打成右派。這二十二年來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話，它好像針一樣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責備我自己。我走慣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麼多的冤魂在後面“徘徊”。我怎麼向自己交代呢？

這以後我還見過雪峰多次，不過再也沒有同他長談的機會了。他的外貌改變不大，可是換了工作單位，也換了住處。

他給戴上帽子，又給摘了帽子；他勞動過，又在寫作。然後浩劫一來，大家都變成了牛鬼。在什麼戰鬥小報上似乎他又給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造反派”早已印發專書封我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而且我在“四人幫”的掌握中一直與世隔絕。一九七二年我愛人病危，我才從五·七幹校遷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來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馮國柱、金祖敏六個人的決定，我的問題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這是由我們那個組織的“支部書記”當眾宣佈的，沒有任何根據，也拿不出任何的檔案，六個人的決定就等於封建皇帝的詔令。他們妄想用這個決定讓我一輩子見不了天日。朋友中誰敢來看望我這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願意給別人、也給自己招來麻煩。我更害怕他們再搞什麼陰謀、下什麼毒手。

我決定採取忘記自己也讓別人忘記的辦法。我聽說雪峰在幹校種菜，又聽說他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我不聲不響。我聽說雪峰患肺癌進醫院動手術，情況良好，我請人向他致意；我又聽說他除夕再進醫院，我為他擔心；最後聽說他在醫院裡病故，一個朋友來信講起當時的淒涼情景，我沒有發過唁電；後來聽說在北京舉行無悼詞的追悼會，我也不曾送過花圈。我以為我已經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卻沒有想到今天還能在這裡饒舌。

我還想在這裡講一件事，是關於《魯迅先生紀念集》的事情。這本書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開始編輯發排了，詳情我並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上海成為戰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業務完全停頓，幾個工作人員也陸續散去。有人找出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校樣，八百多頁，已經全部看過清樣了。這本書可能是吳郎西經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時回不來。河清（黃源）是《紀念集》的一個編輯，不過他也不清楚當初的打算和辦法。看見沒有人管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邊沒有一個錢，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沒有錢，怎麼辦？就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雪峰，我同他談起這件事，我說現在離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日近了，最好在這之前把書趕印出來。他鼓勵我這樣做，還說他可以幫忙，問我需要多少錢。我就到承印這本書的科學印刷所去交涉，老實講出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