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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寫了子成、老九、鳴盛、永言這班人，和他們懲罰朝奸的壯舉。在小說裡子成回憶起朝鮮民歌《阿里朗》。據說從前朝鮮人到我國滿洲流亡，經過阿里朗山，悲傷地唱著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聽見金焰同志的妹妹金煒女士唱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動，當時正在寫小說的這一章，就寫了進去。我以前對它毫無所知，卻能夠把唱詞寫進小說甚至將歌譜印在發表這一章的《文叢》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鮮朋友的幫忙。這位朋友姓柳，是園藝家，幾十年來在一些學校或者農場裡工作，為中國培養了不少園藝人材。他在當時的朝鮮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在臺北都曾見到他。今天我還沒有中斷同他的聯絡。他在湖南農學院教書，有時還託人捎一點湖南土產來。我還記得四十幾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緝得厲害，到上海來，總是住在馬宗融的家中，幾個月裡他的頭髮就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婦就是後來發表短篇小說《生人妻》的作者羅淑。抗戰初期羅淑患病去世，我們在桂林和重慶相遇，在一起懷念亡友，我看見他幾次埋下頭揩眼睛。

過去像夢魘一樣給朝陽驅散了。朋友柳已經年過八十，他仍然在長沙堅持工作，我彷彿看見他的滿頭銀髮在燦爛陽光下發亮。聽說他從解放了的祖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獲得了鼓勵，我應當向他祝賀。《火》第一部出版時我在後記的末尾寫道：“我希望將來還能夠有第四部出來，寫朝鮮光復的事情。”我不曾實現這個願望，但我也不感到遺憾，因為朝鮮人民已經用行動寫出了光輝詩篇，也一定能完成統一朝鮮的偉大事業。

關於《龍·虎·狗》

在以前幾篇《回憶錄》裡我談過了中、短篇小說和童話，這次我想談談我的散文，我就從《龍·虎·狗》談起。《龍·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編成，寄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陸聖泉，由他發排出版的。我手邊還有這個集子的兩種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說，重慶版是用很壞的土紙印刷的。

重慶版第一輯中少兩篇文章（《寂寞的園子》和《狗》），我一時想不起是什麼原因，重慶版和當時在重慶出版的一般書刊一樣，是經過了所謂“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的，封底還印著“審查證圖字第二○三○號”字樣。但是那兩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日本侵略軍的，不會得罪重慶市的審查老爺，而且他們也沒有膽量抽掉它們。現在想不起不要緊，以後會慢慢想起來的，我用不著在這件小事多花費腦筋。

我在抗戰時期到昆明去過兩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蕭珊。第一次從上海去，是在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從重慶去的。《龍·虎·狗》中主要的十九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寫的，只有第一輯裡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兩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時寫成的，後兩篇則是到四川以後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讀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顯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就住在那個寂寞的園子裡，大黃狗是我的一個和善的朋友。

那是將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蕭珊從桂林回到上海，這年暑假蕭珊去昆明上大學，我在上海寫小說《秋》。那個時候印一本書不需要多少時間，四十萬字的長篇，一九四○年五月脫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書店發賣了。我帶著一冊自己加印的辭典紙精裝本《秋》和剛寫成的一章《火》的殘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開往海防的海輪，離開了已經成為孤島的上海。那天在碼頭送行的有朋友陸聖泉和我的哥哥李堯林。我在“怡生輪”上向他們頻頻揮手，心裡十分難過。

我一去就是五年。沒有想到過了一年多陸聖泉就遭了日本憲兵隊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讀他用陸蠡筆名發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綠記》。而李堯林呢，他已經躺在病床上等著同我訣別，我後來把他的遺體埋葬在虹橋公墓，接著用他自己的稿費給他修了一個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來，整個公墓都不見了，更不用說他的屍骨。

一九四○年從上海去海防毫無困難。需要的護照，可以託中國旅行社代辦，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買，簽證的手續也用不著我自己費神。那次航行遇到風在福州灣停了一天半，但終於順利地到達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華僑開設的旅館裡。上船時我是單身一個，在旅館裡等待海關檢查行李時我已經結交了好幾位朋友。我隨身帶的東西少，一切手續由旅館代辦，我只消出一點手續費。同行的客人中有的東西帶得較多，被海關扣留，還得靠旅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