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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把轉移費也私吞了。這一切他都是打著‘山口百惠的父親“這塊招牌乾的，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頭銜。這期間，他大概也察覺到我們想疏遠他吧，便把新聞界人士叫到他住院的病房裡來，自己任意舉行什麼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對迄今為止自己所作所為不但毫無反省，卻說什麼我所在的單位虐待了他的女兒啦，母親不讓女兒見他啦，等等，都是為了炫耀他這個父親的存在。簡直就象把我當作商品一樣——我又想起了從他的目光中嗅到獸性味道的那一夭，那是他在我心裡投下的一個陰影，與現在投下的又一個陰影重疊在一起，成了我心靈上永遠都抹不掉的汙痕。也就在那一剎那間，我覺得他和我再也不是什麼一般的父女關係了。

同一個時候，他對母親提出“把百惠的親權交出來”的法律要求。過去他勉勉強強才對女兒應承了“承認”關係，如今根本沒有資格要什麼“親權”！他就這樣不考慮我的意志，挑起了父母之間爭奪“親權”的鬥爭。母親不分晝夜地為此奔波，她又不能把這個問題託別人解決。我多次聽到她疲憊不堪的嘆息聲。

就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天，母親悄悄地走進我的房間，她說，父親提出幾百萬元的要求。雖然如此，可她不忍心拿我掙來的錢去了結父母之間的事情。我沒等她說完，便急不可待地斷然說：“要是用錢能解決的話，幾百萬、幾千萬，就是到哪兒借錢，付給他好了！反正，他要的就是錢！”

我雖然也感到，一個十七歲的姑娘這樣說話不免太粗魯了，但我實在按捺不住這無處發洩的憤怒。

結果是用金錢切斷了血緣關係。

他的存在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我用自己的手切斷了同他的關係。對此，我沒有絲毫的後悔。

二十歲那年秋天，在大阪的舞臺上，我宣佈了我所愛的人的名字。於是他的存在再一次由宣傳機構大事張揚。他巧妙地利用日本人同情弱者的心理，以爭取社會的同情，這種手段是我不能容忍的。各家雜誌異口同聲地訴說他的慘境，使人們感到其中心思想就在於攻擊已成名的冷酷的女兒。我堅決不讓母親看刊載那些報道的雜誌。但是，母親還是揹著女兒讀了。我責怪她，她就象有點對不住似地只說一句“可是……”

登出來的那個人的照片模樣很慘，坐在車椅上，由於患病，臉形都改變了。在他全部單色照片後面，故意襯上我的彩色畫像，上面還用我的簽名作點綴。然而，我看了以後卻沒有任何感傷。事情還不止於此，他居然還擺出父親的架子，他說：“那孩子和三浦友和君不會結婚吧，她是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的。”這些話使我怒火中燒。他說我知道自己的地位，又是指什麼呢？我想起那天他說的“要是和男的挎著胳膊在一起走，看我不揍扁了你”的吼叫，他那雙渾濁的獸性的眼睛，我簡直想說：“不許你談論我所愛的人！”我對於大喊大叫地說自己是病人、窮人、無依無靠、倒黴的原因何在的這個人，我只能感到，他作我的父親之前就已經是個卑鄙無恥的人。他還居然淌著淚說什麼“我希望哪怕收一下我的骨頭……”。我恨他。

記不得是什麼時候了，我把關於生父的一切都告訴了他。

“那麼，如果從最壞處說，你父親去世了……”

我只是稍許支吾了一下，接著便毫不躊躇地說：“在他活著的時候，絕不想再見到他。恐怕連他的葬禮也不參加。過些年，當我作了母親，心情平靜下來以後，也許去給他掃掃墓，不過這會兒……”

這種心情沒有變化。

現在，實在是不想見他。

不久前，我在咖啡館裡即將離席而去的一剎那間，看見桌子上的茶杯，頓覺愕然。只見茶杯底上剩了一小口紅茶，這是他的習慣。

“爸爸總是剩下一口，都喝了多好……”

我彷彿又聽到母親嗔怪他的聲音。回想起來，我在這家咖啡館已經接連好幾次在茶杯底剩下一口茶，每次我都想起他這種習慣。也許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那一瞬間，我還是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他的女兒。我覺得杯底殘留下來的那一滴液體，就象是他和我之間相通的血緣關係中稀薄的血液似的，我慌忙轉移開視線，麻俐地站了起來。

我忽然想到——假如我沒有選擇歌手這種職業，假如我以極其普通的成績從學校畢業，是個普通地就業了的女兒……母親或者他的人生，恐伯還會象過去那樣一成不變的吧。儘管母親不被社會承認是他的妻子，恐怕依然會相信他、在病床前伺候他。撒開各種各樣的情況不說，大概總可以保持一個和睦的四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