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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民眾預期的鉅額賠款，結果導致了“日比谷燒打事件”——失望的東京民眾焚燒了日比谷公園附近的內相官邸、外相官邸、國民新聞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殺的威脅，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尋歡時，不得不由軍隊開道護送。後來，桂太郎內閣以倒臺告終。

如果，日本這次簽署的和約，連象徵性賠款都沒有。膽敢支援簽署條約的日本內閣成員，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愛國志士”前仆後繼的“鋤奸”行動，而不僅僅是“暗殺的威脅”。日本是絕對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條約。

從開始，我就知道，象徵性賠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當這個要求，送到我這裡後，我更為不滿的。

在歐戰中，日本的外債由19億日元降為16億日元，對外債權卻由8。1億日元猛增到43。7億日元。注意，這只是外債的變化，日本國力的增強更是十倍於此。

而聯省對此早有準備，改革農業生產，大力投資工業。從歸來的那一刻起，從國內，到美國，再到安慶，我們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想而知，聯省從歐戰中獲得的收益，必然會超過日本。要我會放棄？我捨不得，我怎麼可能放棄？！

這麼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頭。然，要賠款給日本，我怎麼想，怎麼不舒服。

10月23日，顧維鈞與日置益簽署了名為《中日青島和約》。剝去那些華麗的辭藻，核心意思有兩條：日本承認中德之間的約定，日方不干涉青島問題；中方為其間衝突負部分責任，賠償日方損失500萬元——約合日元300萬。

日本要求的賠款並不是沒有依據，日本損失的艦艇，就價值超過一億元，加之，七千餘人戰死/失蹤，要求的賠款一億日元，也不是沒有道理。然而，聯省作為戰鬥的勝利者，雖然還沒有贏得戰爭，卻也絕對不會按價賠償日本損失的。歸根到底，這只是象徵性賠償。

我指示顧維鈞，面子已經沒有了，裡子多一點兒，是一點兒。所以，對於日置益提出的500萬日元的賠償，顧維鈞藉口是中國賠償，應當使用中國的貨幣，當然，500這個數字不錯，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賠款改成了300萬日元——顧維鈞如果去菜市場砍價，一定是把好手。

這段日子裡，我與日置益初步達成協議，秘密約定：如果軍政府能夠統治中國，雙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結為同盟；同時，我將給予日本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這東西，只是個意向，沒有具體的條件，雙方默契於心，約定到時候詳談。

幾天後，日置益前來與我告辭。我再次請他喝茶，這次是武夷大紅袍。我誠摯的對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關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誠摯的表情，笑著感謝了我的關心。當然，日置益的笑容有點兒苦澀。

《中日青島和約》的詳細內容，傳回日本國內以後。日置益在日本國內就出了名了，可以說，家喻戶曉了，無數的人聲稱要“討滅國賊”。所以，日置益簽約後，短期內，是不準備回國了。此次離開安慶，日置益會到北京去，接替小幡，與袁世凱談判。我私下揣測，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凱一刀，後果勘憂呀。袁世凱恐怕要提前簽署《二十一條》了。

在我的預計之中，《青島和約》簽署後，我將受到非常大的輿論壓力。然而，《青島和約》在議會內沒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透過了；社會輿論，也對我出乎意料的寬容。《安慶日報》就不說了，民主黨的機關報，自然不會對我過於嚴厲。就是《申報》、《安徽時報》，對我也沒有意料之中的批評。反而，覺得我乾的不錯，《青島和約》是個基本公平的條約。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回過味來。現在的中國，被人欺負數十年，早就沒有了泱泱大國的架子。中國人對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簽了一個在後世，足以稱之為賣國條約的東西，時人卻覺得，我乾的不錯。只有我卻對此耿耿於懷，不能釋然。

於是，不和諧的聲音也就愈發刺耳了。批評的聲音始終是存在的，北京、廣州，以及安慶本地，都有。只是，在聯省範圍內，並不是輿論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評的聲音，只持續了不長時間——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條》，目前正逼著袁世凱簽約。可以預計，這份條約，要比《青島和約》嚴厲許多許多，袁世凱不能不給自己留條後路。

在安慶彬彬有禮，很有涵養的日置益，卻在北京厚顏無恥的對中方談判代表陸成祥說：“目前的世界危機，將迫使我國採取影響深遠的行動。當一個珠寶店著了大火的時候，要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