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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聊天，讓那些人站在那裡，弄得他們一個個都不自在。

有兩個人作了介紹。一個是卡門·巴西里奧，是個拳擊手，也是請來的客人之一；另一個是約尼·德斯蒙德，他在晚會上表演歌唱。

晚會的活動結束以後，弗蘭克說：“我們走，到告密的那兒去吧。”

那是個稱作“象徵義演”的小地方，是商業區裡運動員俱樂部裡的餐店休息廳。主持人是個弗蘭克所厭惡的人，“因為他是一個告密者”。

休息廳裡濟濟一堂，大都是從晚會場那邊過來的人。我們待在酒吧裡，許多人過來向弗蘭克致意。

弗蘭克和史蒂夫·迪沙弗開始向我們講告密的事。

“媽的，當叛徒告密的數也數不清，”史蒂夫說。“殺也殺不完。在密爾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羅①的大軍才能消滅告密的傢伙。在這一帶，你怎麼知道誰是告密的啦，他們在車子裡都安裝著遙控啟動器。”

①　卡斯特羅（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領導者，古巴共產黨總書記，1959年就任古巴總理。

坎特最近在車裡也安裝了遙控啟動器。

弗蘭克說，他就想不通：人們怎麼能自己反對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證的那一天。”

史蒂夫對我說：“我一直在設法幫著弗蘭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個登記業務，而要對城裡的那些搞登記賭博業務的人收費，每週收他個1，000美元。因為告密者那麼多，他孃的真頭疼。讓他們經營他們的業務，收他們的錢，讓自己的人離開那裡，要想找個好夥計管理賭博業務太難了。”

弗蘭克說，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賭博登記業務的夥計不負責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監視他們，我不想那麼幹。我要找個能夠信得過的夥計。”

“多尼可以幹，”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幹過的賭博登記業務中，和他共過事。他能處理業務問題，他知道怎麼樣把事情幹好。”

弗蘭克看了看我。“有興趣嗎？”

“當然有。”

弗蘭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們談談這個事。”他們到了一張小桌子旁。

我還不是一個入盟黨徒，作為聯絡黨徒，我可以從一個家族轉借到另一個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處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這樁買賣有多大。

我不僅可以為密爾沃克的黨徒老闆處理賭博登記業務，而且我還有機會打入拉斯維加斯賭場瞞報私利。在黨徒控制的卡西諾賭場，瞞報的錢從黨徒分紅的總數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裡有責任收回那些瞞報的錢，分給這一帶與此活動有關的其他家族的黨徒。

我為能開啟這個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識到我幹不了這樁事。弗蘭克賭博登記業務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賽季節要持續大約20個星期。在這段時間裡，登記業務每週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時候，足球比賽的季節即將來臨。

這樣一來，足足要有5個月時間我不能回家。

我沒有立即拒絕這份差使，我心裡想，或許我能從他們那裡逐漸瞭解一些更多的情況。

勒菲蒂和弗蘭克談了幾分鐘以後就走了過來。弗蘭克說：“好啊，下個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幹。整個工作營業情況，他要給你作個全面介紹。”

我們在凌晨2點離開了那裡。

勒菲蒂把他和弗蘭克交談的情況作了一番解釋：“弗蘭克對我說，‘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這份工作，你就要對他負責。你清楚後果。’我說，我一定會負責。他說：‘我一旦真幹起來，他要是胡來，你就倒黴了，倒不是他。他們要找你算帳，而不是找他。’我就說：‘你不要想得太多，我會負完全責任。’我還對他說，你是我的親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為你擔心。”

弗蘭克要用我，仍然還要打電話給紐約，徵求我的副官邁克·沙貝拉的允許，並且記錄在案：如果我出了什麼差錯，比如我當了告密者，或者攜款逃匿，這都由勒菲蒂負完全責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說，“不過，握手也不能定論。他仍然要和紐約約定記錄在案。我說：‘那好，你去打電話吧，我要拿我的性命為他擔保。’託尼，我為多尼所承擔的責任……如果他胡來，我就死路一條。紐約市裡，他們只是老闆與老闆通話。這裡的這個老闆，他打電話給紐約，他同老闆談。如果要派我，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幹。他們只說要進來。我要是因為什麼事給殺了，我還不知道腦袋是怎麼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