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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牽制，若犯“無知錯誤”就不再得到諒解。而“無知錯誤”恰恰正是我所幹的事，是為了破案工作已經採取或沒有采取的步驟。我要按照他們要求幹事，他們可以命令我去犯罪。他們不同意我繼續隱蔽下去，也不同意我成為入盟黨徒，朱利斯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的問題集中在安全方面。大家都認為，我再待下去就不夠安全。他們覺得，我們已經偵破了許多大案，僅僅為了再破幾個案子而冒險隱蔽下去不值得。我自己感到很安全，經過5年的隱蔽工作，現在要面臨結束時感情的痛苦。我不得不服從決定。

我們在首都華盛頓外水晶城瑪麗奧特飯店開了個會。到會的有羅西、舍農、朱利斯和我，還有各方面的督學員、總部的人以及各個案件的特工。由於還有別的破案工作與我們的行動有這樣或那樣的牽連，因此工作相當複雜，很難完全把我們的行動徹底了結。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使其他破案工作進展到在沒有我參與的情況下能繼續進行。大家圍坐在桌邊討論。凡自己估計所需的時間都必須縮短。如果你估計破案還需要一個月，那就得減到兩個星期。經過反覆磋商，我們終於確定了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工作時間。

我們決定隱蔽工作結束的日子：7月26日。

緊接著，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會議，明確結束時的基本工作。會議在新澤西舉行，地點在喬治·華盛頓大橋附近的霍華德·約翰遜飯店。會議有兩大議事日程：一是在哪些電話上安裝竊聽器；二是我的真實身份首先應該告訴布拿諾家族的哪一個成員。

這兩個問題相互牽連。在我們起訴以前，我們的行動任何內容都不得公開，而起訴還得在幾個月以後。在7月26日結束行動的同時，特工們要向布拿諾家族暴露我的角色，這樣他們就不會把我當作通風報信的人而加以追捕。從歷史上看，黨徒們對於警察和法官並不採取報復行動，因為那麼幹他們會受到更嚴重的打擊；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還想促使大量的交談，從而能提供黨徒的行動、地點、陰謀計劃以及具體人員的證據。

為了得到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們需要搞竊聽。為了搞竊聽，我們要得到法庭的指令。為了得到法庭的許可，我們需要提儘可能多的最新的有說服力的情報。我們需要特殊對待。我們不能徑直走進法庭，要100個竊聽裝置。我們現在就要作出這些決定，以便得到法庭的指令，在我結束隱蔽工作的時候安裝竊聽器。

我們決定在最重要的電話上安裝竊聽器，這些電話大都為重要分子們所常用。他們用這些電話從事大部分犯罪活動的聯絡。

接著我們討論了首先告訴誰。出席會議的人幾乎都認為應該先告訴勒菲蒂，因為他和我日常在一起的時間最多，最接近。他會對著電話大喊大叫，會說出各種各樣的情況。

我堅持認為：首先應該告訴孫尼。孫尼現在實際上是布拿諾家族的最高負責人。他沉著冷靜，富有理性。勒菲蒂會對著電話向大家大聲叫嚷，什麼事兒都能在光天化日下數落；但是孫尼會打一些重要的電話，會作出特別的處理。孫尼的命令比較嚴肅，別人也會嚴肅對待。大家對此沒有爭議，應該先告訴孫尼。

大家既然同意先告訴孫尼，那麼問題是誰來告訴他？有人認為應該由我對他說。要我對他說怎麼也不是辦法，那將是最嚴厲的當頭一棒，等於往傷口上撒一把鹽。這麼做不明智，也沒有必要。這個任務應該由聯邦調查局的其他特工來擔任，其中包括孫尼以往見過的特工也行，因為那將使孫尼相信：告訴他的情況完全真實。

一切都作出了安排。我返回工作崗位。

現在的任務已經不再是向家族內部作進一步的滲透。還有6個星期我就要結束隱蔽工作，我現在只是更多地蒐集情報。其實這項工作也並不那麼簡單，我還得扮演我的角色，仍然保持我的個性和人品——我不能突然變得對什麼事都想迫切地瞭解。對於黨徒們來說，這還像平時一樣地行動，我表面上也還得跟平時一樣，其中包括操縱家族內部的火併。

總部裡有些人希望我們突然另立山頭，開始向一部分人詢問另一部分人的情況，以便得到最後的關鍵情報。但是我們拒絕了這樣的要求。如果我們犯了攻透過緊的錯誤，我們突然間連6個星期也待不下去，說不定一天之內就要撤走。

布比的女兒要結婚，大家都應邀參加6月20日的婚禮。6月15日，我和孫尼及其一夥來到了紐約。他們還在尋找那個夥計：安託尼·布魯諾。

在前往影院俱樂部的途中，我碰到了尼基·桑多拉。我說：“那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