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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動勒菲蒂。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我一點一點地反覆提這件事。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恰當的時機。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亞。

聯邦調查局提出了另外幾個地方，想對那裡搞搜查工作。我打電話給勒菲蒂說：“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歡加利弗尼亞。你該在這兒試一試。你老是說你要在什麼地方開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這兒為你物色了幾個地方。你幹嗎不出來度度假呢，我們一起把這幾個地方看一看。”

就這樣，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聖地亞哥。我帶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陣子。我們去了幾次舞廳，看了幾家酒吧和旅館。

接著，在密爾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兒的電話，說他的兒子湯米，由於在曼哈頓武裝搶劫而遭到了逮捕。他顯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寶商業區試圖持槍搶劫攜帶大量鑽石首飾的人。警察追捕他，他開了幾槍。

湯米持槍搶劫、向警察開槍而被逮捕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時間的牢房本來就是這個行當的組成部分。黨徒與老百姓不一樣，對自己的孩子坐班房並不那麼擔心。真正出問題的是：經瞭解，那個被搶劫的傢伙是另一個家族的聯絡黨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沒想到的事，”他對我說，“湯米這個不中用的小子。那傢伙是個有來頭的。這事兒會有一場麻煩，多尼。我只想盡點力，別讓湯米為這件事遭到不測。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塊錢。這1，000塊錢到哪兒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這錢作賄賂，好做些疏通工作。這並不意味著他沒有錢。這又是一個例證，說明黨徒只要有點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錢，即使在親生兒子生命處於危險的情況下。他知道我也沒有錢，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樣不肯拿出自己的錢來。

但是，對我說來這是一個缺口。關鍵的問題還是錢。對於這夥黨徒來說，錢就是整個生命。他們騙人，白白地花別人的錢，決不肯到銀行借貸。

我說：“嘿，我們說不定可以找那個夥計——我曾對你說過，我有個老朋友，就是我在巴爾的摩認識的那個朋友，你還記得嗎？既然他有錢開辦自動售貨機的營業，我們不妨找他想想辦法。這倒值得試一試。”

“對，試試看，”勒菲蒂說。

我回到房間，與在密爾沃克的託尼·坎特通了電話。“託尼，我看我們找到了一個缺口，可能我們要給勒菲蒂一個甜頭。”我把情況向他作了解釋。對於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從來不如數給他。“或許拿500塊錢就可以打發他。”

“這沒什麼大不了，”託尼說，“我們就幹。”

每次我們花費政府的錢，數字相對來說還不小，我們總要思考花費的價值。不過，這麼幹有可能拉到一個主要的犯罪頭頭，500美元算得了什麼？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裡，對他說：他可以借錢給我們。我播下了另一顆種子：“我猜想，託尼手頭有不少錢，想在他著手的自動售貨機業務上投資。”

他一門心事是想別人借給他1，000塊錢。“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謝口氣說，“我們得馬上趕回紐約去，對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們乘飛機回到紐約。勒菲蒂打了許多電話，拜見了幾個找麻煩的人，設法解決爭端。他向他們解釋說：湯米不認識那位夥計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是個聯絡的弟兄，他只是聽別人告訴他，說有人攜帶鑽石首飾。所以這完全是一場極大的誤會。這件事花了他5，000塊錢作為一種安慰，以解決爭端。

“答應借錢的那個夥計呢？”勒菲蒂問我，“什麼時候你去給我借那筆錢？”

對密爾沃克下鉤的時機已經到了。

第九章　密爾沃克

“你說從那個傢伙手裡為我弄1，000塊錢，這事兒怎麼樣了？”勒菲蒂問。“什麼時候能拿到？”

我們正在他寓所裡吃晚餐，吃味道鮮美的牛排。

“我這就給他打電話，不過我得有話跟你說在前頭。錢可能是有。他說他在一家工廠當了幾年工人，積蓄了不少。現在他想搞自動售貨機營業。他妻子為此給了他不少錢，再加上他自己的錢。不過，他正遇到了一些麻煩事。我猜想，如果我們幫他一下忙，說不定我們能搞一點營業什麼的。”

“那傢伙可靠嗎？”

“我在巴爾的摩認識他的時候，他很不錯。我和他從來沒發生什麼問題。”我在介紹任何人時都留下退路，那就是我從不為別人作百分之百的擔保。我只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