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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時，她便跪地不肯起，入園八個月，未讓咸豐帝得手。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她投池自殺。

受寵的“四春”，皆在圓明園分居亭館。西郊的圓明園經此裝點，自然比城內的皇宮更具魅力。清代的皇帝來自黑山白水，經受不住關內的盛夏，每年為避暑而遷居圓明園，已經成為制度。但咸豐帝住園，似乎不是為了避暑。他時常一過了新年就遷往圓明園，一直到了冬至，才肯搬回紫禁城的養心殿。咸豐帝的風流韻事，野史中還有兩則記載。其一是說他在後宮藏了一個來自民間的寡婦：　有山西籍孀婦曹氏，色頗姝麗，足尤纖小，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為底，襯以香屑，履頭綴明珠。入宮後，咸豐帝最眷之，中外稱為曹寡婦。

以理學為本，號召天下民女“節”、“烈”的天子，居然做出如此“害理”之事，實在讓人們吃驚。另一則記載更是駭人聽聞，稱圓明園內藏有春藥。晚清名臣丁寶楨在咸豐朝曾任職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談軍事，咸豐帝讀之大喜，召見於圓明園。丁寶楨早早入園靜候，見室隅玻璃盤，內有果子十數枚。丁氏吃了一枚，覺得甘香異常，復食兩三枚，突覺腹中發熱，棒棒暴長，窘狀萬分。此時咸豐帝已升殿，即將召見，丁寶楨靈機一動立即撲地抱腹喊痛，詭稱痧症驟發，方得以出園。後內務府一官員告訴他：“此媚藥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藥數十種，以此為第一。”丁寶楨急延醫診視，困臥十餘日始起。

從野史中得知，咸豐帝此時酗酒也很厲害。他不僅嗜飲，而且每飲必醉。醉後又必大怒，而又必有一二內侍或宮女遭殃。待他酒醒之後，自覺失態，對受辱受撻者寵愛有加，多有賞賜。然不久又醉，故態復萌。為此，咸豐帝曾告誡後宮，當他醉時不要隨侍左右，免得皮肉吃苦。可是，等到醉皇帝宣召時，又有誰敢不上前呢？如此這般，幾乎要鬧出人命案子。而“四春”之中的杏花春似乎是一個例外，等到咸豐帝大醉時，只要杏花春綽約而前，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結果，凡遇咸豐帝酗酒，後宮必膜拜頂禮，求杏花春為代表，以免譴責。杏花春為此獲得兩個外號，一日“歡喜佛”，一日“劉海喜”。�野史中的傳聞，雖不能一一細究對證，只能姑且聽之，但對咸豐帝如此之多的議論，在清朝皇帝中實為罕見。在正史中，有一條材料耐人尋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請咸豐帝住在皇宮，不要去圓明園，咸豐帝讀之龍顏大怒，以“無據之詞，率行入奏”為名，將王茂蔭交部議處。不久後，掌福建道御史薛鳴皋，見圓明園修理圍牆，認為咸豐帝又要去住園，上奏諫止，稱言“逆氛未靖”，不要“臨幸御園，萌怠荒之念”。咸豐帝見之怒不可遏，由內閣明發上諭，加以駁斥：　圓明園辦事，本系列聖成憲，原應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慶帝）當蒞政之初，適值川陝楚教匪滋事，彼時幸圓明園，秋彌木蘭，一如常時。聖心敬畏。朕豈能仰測高深。設使當時有一無知者妄行阻諫，亦必從重懲處……

第七章　“造反”、“造反”（8）

咸豐帝搬出祖制來為自己辯護，以封殺一切諫阻他去圓明園的言論。為了殺個雞給猴子看看，他下旨將薛鳴皋從掌福建道監察御史，降為一般的監察御史，並交部議處。�皇帝住園本來就是制度，王茂蔭、薛鳴皋為何連續上奏勸阻？他們是否聽到了圓明園內的種種風流韻事？今天的學者並不能對此下結論，但可以肯定地說，自從薛鳴皋受懲後，咸豐帝的耳邊安靜了，誰也不敢再對此事說三道四了。醇酒婦人，從來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種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於此，不得善終。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不知深淺，一時性亂而不知自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長時間的樂此不倦，並對祖制家法破壞極大，這就不能不使人心生疑問：咸豐帝為什麼要這麼做？難道他在自尋死路？如果將此時的荒唐，與咸豐帝登位之初的慎勤相比，更讓人加深此種疑問。有一則筆記稱，1850年時，鴻臚寺卿呂賢基曾對友人說：　聞上（指咸豐帝）常居飛雲軒倚廬，而云貴人常依康慈皇太妃（咸豐帝養母、奕訢生母）居慎德堂，中隔一湖，相距二里許。飛雲軒僅三楹，上寢食其中，讀《祖訓》、《實錄》，閱章奏及內廷冊檔，召見大臣皆於是。除恭奠几筵及恭詣康慈皇太妃宮請安外，無他適也。　這種端莊的姿態，使得臣子們從內心中發出了“今上聖德”的讚歎。�

僅數年間，卻判若兩人。為什麼當年的英發果毅之姿，轉變為此時的風流滑稽之態？咸豐帝在逃避，逃避現實中一切理應由他解開而他卻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