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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八百人向南突圍，據守茌平縣的馮官屯。僧格林沁雖有馬步萬餘，然對一座小小的村莊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溝引水浸灌。馮官屯成了一片澤國，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誘捕了李開芳，北伐軍全軍覆沒。咸豐帝聞此喜訊，頒賜恩賞大得驚人，居然讓僧格林沁以親王“世襲罔替”。按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親王，而親王以下的子孫，一般都要降襲，如親王之子降襲郡王，郡王之子降襲貝勒，貝勒之子降封貝子，貝子之子降封鎮國公……這種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過多的教訓，避免數百年後親王遍佈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親王是不多的，因而顯得極尊貴。但是，這種降襲制度也有例外。咸豐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規定，清初開國定基的八位王爺，即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承澤親王碩塞（後改號莊親王）、克勤郡王嶽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的子孫可有一人“世襲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襲封。此八人，即民間俗稱的八位“鐵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親王胤祥，他因輔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襲罔替”之類。僧格林沁以蒙古貴族進封親王，已屬特恩，此次再獲“世襲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來的是咸豐帝對時局的估計：僧格林沁擊滅北伐軍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內乾清宮前熱鬧非凡，鹵簿儀仗全設，咸豐帝為此次勝利舉行盛大的慶典。惠親王綿愉、博爾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率領出徵將弁擺隊排列，在禮樂聲中向咸豐帝恭交“奉命大將軍”印信和參贊大臣關防，恭交銳健刀和訥庫尼索光刀。鐘鳴罄響，一切如儀。可是，若要細究清代制度，此一凱旋慶典當在大獲全勝後才可舉行。當此南方軍務吃緊之際，咸豐帝卻展開了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儀式，難道是強作精神自我打氣？當日頒下的諭旨僅稱“現在北省軍務告蕆，河北一律肅清”。那麼，黃河以南呢？咸豐帝就不再顧及了？　乾清宮前的慶功儀式，向我們述說了什麼？無論以當時的戰況和後來的作用來看，北伐作為太平天國的偏師，不能視作至關重要的行動，或者說，撲滅北伐軍距撲滅整個太平天國的火焰，還十分遙遠。而我在這裡連篇累牘地介紹，忽略了更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圍的戰事，那只是跟著咸豐帝的視野轉；他此時只看重鎮壓北伐一路，將其作為工作重點或中心，在兵力、軍費、調將等項上採取了傾斜政策；至於其他戰場上的戰事，他似乎已經放鬆了，甚至有點放任了。

第七章　“造反”、“造反”（4）

從《清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後，咸豐帝對前線的戰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滿信心了，顯得有些厭倦。他想不出辦法，找不到能臣，放著一個曾國藩還不敢重用。雖說每日依舊勤奮地披閱軍報，但下達的諭旨多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軍機處例行公事，所作的硃批只是痛罵加催勝，看不到先前在命將、調兵、戰略乃至戰術上的果敢的大動作。看來在他挖空心思策劃的計謀一一破產之後，已經認識到力不從心。他不再細心制定新的作戰方略，而是將之下放到前方統兵大員。

好在湘軍和厘金已經創辦，兵與餉的難題開始緩解。聰明的六弟恭親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時參與組織防禦，不久入軍機，為首席軍機大臣，也為他分擔了不少政務。對於前方的統兵大員，他時常以殺頭相威嚇，但此類話說多了說久了，效果也越來越不顯。要是真的將這幫將軍都殺了，朕又到何處去找別人替代他們？於是，前方的將帥們也看出這是虛張聲勢，聽任咸豐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討勝利的嚴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摺上大耍筆頭子功夫。下級員弁，更是無功無志無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營的兵勇，離家已久，也娶了當地的民婦，過起養兒賭錢做買賣的和平生活。與北方的勝利相反，長江流域出現了軍事危局。湘軍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敗，曾國藩尋死不成。太平軍隨即進擊湖北，攻佔省城武昌。咸豐帝調僧格林沁所部大將、鎮壓北伐軍立有戰功的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為欽差大臣，率得勝之師前往湖北。哪知西凌阿開戰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幾乎全軍覆沒。

四個月後，咸豐帝只能換將，以湖廣總督官文為欽差大臣，主持湖北軍務。官文好財好色，無才無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撫胡林翼所部湘軍。咸豐帝十分明白，對此頗有心計，就是不將全部權柄授予湘軍，堅持在胡林翼頭上加了一蓋子。如此用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