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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在海河中層層設障，已使大沽口成為無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從大沽前往天津，須得減撤已設的防衛設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請咸豐帝，讓各國公使轉道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由陸路進京。

1859年6月18日，咸豐帝諭令新任直隸總督恆福，告訴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須走北塘。從後來發生的情況來看，咸豐帝的這一諭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諭旨發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華海軍司令何伯（）已率先行艦隊來到大沽口外，橫妄地要求三天之內撤去口內的木筏鐵戧。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國公使到達大沽口外，英國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內的水中障礙。6月23日，直隸總督恆福照會英國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透過大沽，當夜，英軍艦船一部已闖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勢空前緊張起來。儘管中英、中法條約規定條約批准書在北京互換，也規定了互換的時間（期限一年，英國於6月26日到期，法國於6月27日到期），但沒有規定進京換約的路線。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應當遵從清政府的要求避開軍事禁區，正如它國艦隊不能以換約為由硬從泰晤士河闖進倫敦一樣。我們不知道英、法公使不願走北塘，硬要從大沽口進京是否出於時間上的考慮，恐怕清政府會以換約期限已過為由而製造麻煩。若是如此，那麼他們肯定過慮了。因為咸豐帝頭腦中根本沒有國際條約的概念，更不會利用條約條款來自我保護。很可能在他頭腦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議訂條約時說的一句話：　此時英、佛（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正因為如此，儘管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已經簽字，咸豐帝也硃批“依議”二字，但他仍不甘罷休地讓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駐京等項權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經簽字的國際條約是不能輕易改變的，似乎真的以為只要將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將條約當作“廢紙”。

1859年6月25日，天氣晴朗，英、法炮艇從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內清除水中障礙，開闢通道。僧格林沁在炮臺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聲響，嚴密注視敵方的行動。這種安靜的場面加上和煦的陽光，使英、法士兵們以為闖入了無人之境，昔日一再勝利的榮光更使他們從心底裡看不起清軍的防禦能力。他們高興地唱起歌來。到了下午兩點，情況突變。據僧格林沁奏摺，是英、法首先向其炮臺開炮；又據英、法的報告，是清軍首先向其炮艇開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是英、法非法闖入軍事禁區。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大沽清軍在僧格林沁的統率下，鬥志高昂，第一次齊射便擊中英軍旗艦，英海軍司令何伯當即受傷。英、法軍見炮戰不能取勝，便調整兵力，登陸攻擊，仍被清軍挫敗。美國軍艦在一旁見英、法敗勢，在“血濃於水”的口號下投入戰鬥，仍未奏效。戰至日暮，英、法軍敗退海上。此戰，清軍共擊沉英、法炮艇3艘、重創3艘，斃傷侵略軍484人。這是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在對外戰爭中獲得的第一個勝利。

紅旗捷報飛奔北京。咸豐帝開啟黃匣，捧讀僧格林沁的奏摺，心中卻是一片混亂。終於殺了殺這群可恨的“逆夷”威風，似乎幫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惡氣，使他感到痛快了許多。可是轉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罷休，豈不是又要在家門口打仗。從來駕馭西“夷”的方法，終究要歸於羈縻，大清朝武威再揚，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況多事之秋應以和夷為上策。想到此處，他似乎看到了某種不祥。仗雖然勝了，但條約仍應互換，此不正是恩威並舉一張一弛之道？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8）

於是，他多次下旨，讓直隸總督恆福勸說英、法、美公使進京換約，甚至讓美國公使代為向英方說合。英、法公使對此毫不理睬，率領艦隊南下上海，準備調兵再戰。這一次戰爭看來讓美國人得利了。本來《中美天津條約》根本就沒有進京換約的規定，美國公使跟著英、法一起行動，是打算援引最惠國條款。當恆福詢問美方是否願意從北塘進京換約時，美國公使華若翰（）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立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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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帝絲毫沒有覺察到若英、法公使不進京美國公使根本無權要求進京；他需要一個榜樣、一個範例，說明外“夷”順昌逆亡的道理。他希望美國公使的舉動會使英、法公使回心轉意，早早換約，了結一年前就已結束的釁端。英、法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