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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傷體制，可以懇大皇帝開恩）；對法國進行勸告（上海小刀會起義時助清軍攻剿，曾蒙大皇帝嘉獎，若今後不助英“夷”為害，仍可通商如舊）；對英國嚴詞詰問（廣州攻城禍及商民，現在廣東百姓齊心忿恨，如仍想在廣東通商，必至受虧）。咸豐帝自以為，如此說辭必可拆毀四國同盟，孤立英國，然後再請俄國、美國出面調停說合，即可迫英國、法國以就範圍。他還恐譚廷襄辭不達意，讓軍機大臣代擬了在談判中答覆各國的詳盡辭令。�

從未辦理過對外事務的譚廷襄，嚴格遵旨行事，結果處處碰壁。英、法兩國高階專使或以照會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譚氏無“欽差全權”頭銜而拒見，其派頭一如當年廣州的葉名琛。譚廷襄能夠說上話的，只有以偽善面目出現的詭計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過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齊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駛的淺水炮艇不足，英法聯軍推遲了進攻。咸豐帝一計未成，未能再生一計，而是固守舊策了：他一方面對四國的要求一概拒絕，只同意可以酌減關稅；另一方面又不準譚廷襄決裂開戰。這種不死不活的決策難死了承辦人員。由於英、法專使始終拒絕會晤，譚廷襄只能去求俄、美從中說合，而俄、美卻乘機提出了譚廷襄不敢答應、咸豐帝也不會答應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連譚廷襄也都看出俄、美與英、法沆瀣一氣，“外託恭順之名，內挾要求之術”，決不會為清朝向英、法“說合”。於是，在交涉不成、一籌莫展之際，譚廷襄鼓足勇氣向咸豐帝提出自己的“制敵之策”：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等通商口岸全部閉關，停止貿易；兩廣總督黃宗漢“速圖克復”廣州，使英、法等國“有所顧惜震懾”；然後由他出面“開導”，使各國漸就範圍。在這份奏摺中，譚廷襄還流露出不惜一戰的情緒。�

且不論譚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咸豐帝就連這種長江以南地區的反擊也不敢批准。他認為，若上海等處閉關，海運的漕糧正在途中，恐激之生變；若克復廣州，黃宗漢尚在赴任途中，柏貴已被挾持，虛張聲勢只能徒增桀驁。他看出譚氏有自恃大沽軍備完整、不惜一戰的念頭，則警告說：“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啟兵端。”他的辦法，仍是讓譚廷襄對各國的要求予以駁斥，並下發了軍機大臣代擬的駁斥理由。�如此一來，退兵之策僅剩下譚廷襄的兩張嘴皮子了。但英、法高階專使拒不相見，譚廷襄即便渾身是嘴也無處說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專使及其海陸軍司令會商，決計武力攻佔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發出最後通牒，限清軍兩小時交出大沽，被拒絕後，遂以炮艇12艘、登陸部隊約1200人進攻大沽南北炮臺。兩個多小時的激戰，守軍不支而潰。5月26日，英法聯軍未遇任何抵抗，進據天津。5月30日，四國使節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權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談判，否則將進軍北京！大沽炮臺的失陷，極大地震動了清王朝。自1850年咸豐帝上臺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譯麥華陀北上天津投書後，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點。該地設有炮臺四座，平時守軍約三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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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3）

咸豐帝得知廣州淪陷後，立即考慮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軍六千餘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戰爭時日久遠，清王朝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記憶。從未領教過西洋兵威的咸豐帝，沒想到精心設防號稱北方海口最強的大沽，竟會如此輕易地落於敵手。天津可不同於廣州，距北京近在咫尺，雖說“長毛”四年前也打到過天津，可這次來的“逆夷”兇過“長毛”。咸豐帝似乎聽到了敵軍火炮的轟鳴，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顫搖。再也不能固守舊計了，這次得作一點讓步了。他於6月1日授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與各國談判。桂良、花沙納面聆聖訓後，出京赴難去了。惠親王綿愉的提醒，又使咸豐帝想起一個人，那就是前文淵閣大學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見了這位謫臣，秘密部署機宜。當日授這位已革工部員外郎為侍郎銜，命赴天津參與談判。6月3日，咸豐帝又下旨，命直隸總督譚廷襄主持“剿辦”，命侍郎銜耆英主持“議撫”。咸豐帝在桂良、花沙納之後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當年主持對外事務時與英、法的老交情，在談判桌上討一點便宜。為此，他於6月7日密諭桂良、花沙納，和盤托出了他精心謀劃的機宜：　耆英諒已馳抵天津，即可往見英、佛（法）、米（美）三國，將所求之事，妥為酌定。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