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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自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年）建立以來，兩百多年間兩國一直和睦為鄰，友好往來。以1609年李朝政府與日本締結《乙酉約條》為起點，兩國恢復了因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1592—1599年）遭到破壞的交鄰關係。這項條約允許日本按照嚴格的規定進行使臣往來和派遣“歲遣船”。

在東萊府的草梁，有朝鮮政府修建的倭館（又稱和館），供日本常駐事務宮、商人居住和堆集貨物，中央政府派駐釜山的倭館訓導，負責具體管理與日本的交往通商事務。地方政府對倭館免費供應薪炭，並開市供應菜蔬。倭館每月開市六次與朝鮮人交易。日本商人主要以銅等貴金屬交換朝鮮的米、棉和各種皮貨。

根據約條的規定和慣例，日本暮府同朝鮮政府的外交聯絡，是透過對州藩主實現的。對州藩主除掌管與朝鮮的聘問往來、代表幕府向朝鮮派出參判使外，自身還經常派家臣出使東萊府。出訪朝鮮的日本使臣所持國書有一定格式，並加蓋朝鮮方面鑄發的銅印，即所謂“圖書”。

“王政復古”後，1868年3月23日，日本新政府宣佈承認對州藩主世襲的代表國家與朝鮮外交的特權，並授與該藩藩主宗義達外國事務局輔的職銜。宗義達奉命向朝鮮通告：日本時勢一變，政權歸一皇室，更張綱紀，大修鄰好。

所謂“大修鄰好”，只不過是日本政府推行“徵韓外交”的口實。既然朝日兩國一直保持著友好的交鄰通訊關係，自然不存在“大修鄰好”的急切需要。日本明治政府企圖改變兩國交往的慣例，奪取外交主動權，並設定陷阱，借大修鄰好之機變更外交公文格式，用“天皇”的稱謂降低朝鮮國王的地位，以造成朝鮮屈從日本的既成事實。

明治元年12月，由對州藩主宗義達委任的“大修”大差使等人一行抵達草梁使館，向朝鮮倭學訓導遞交國書。文中多處使用“皇”、“勅”之類的文字，並加蓋日本國新鑄的印章。雖然大院君政府禮貌地接待了日本來使，並派員參加倭館舉行的“下船宴”，但斷然拒絕了日本的國書。

此時的日本國內，明治政府的實力派人物不僅己在鼓譟“徵韓論”，而且還就“徵韓”的具體步驟進行策劃，並把侵略朝鮮與日本的基本國策聯絡了起來。

為策劃“徵韓”，是年日本天皇曾命木戶孝允出使中國和朝鮮。後因木戶所在藩山口倒幕主力“奇兵隊”解散引起農民不滿和動亂，未能成行。不過，為木戶出使所作的有關朝鮮政策的準備，繼續照常進行。這時，日本外務省曾專門派外務權大錄佐田白茅等外交官，假借對州藩吏之名去釜山活動。

1870年，日本外務省根據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報告和建議，擬定了《對朝鮮政策三條》，內稱：“雖有借朝鮮拒收國書之無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