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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清忠譜》氣勢不凡，電閃雷鳴，其思想實質卻並未超越封建政治思想的範疇，比之於《牡丹亭》，這是一種歷史性的倒退。《牡丹亭》輕豔的異端，必然地被《清忠譜》壯烈的正統蔭掩了。正是這種蔭掩，使中國思想領域裡剛剛露頭的人文主義思潮退歇了，封建統治還會延續一個漫長的清代。 《清忠譜》帶有很大的紀實性，《曲海總目提要》說它“事皆據實”，甚至可以對歷史記載作出補充。它所反映的事件———發生於1626年的東林黨人周順昌的冤獄事件———曾引起過許多戲劇家的興趣，據祁彪佳《曲品》記載，寫這一事件的劇作先後曾產生過三吳居士的《廣愛書》、白鳳詞人的《秦宮鏡》、王應遴的《清涼扇》、穆成章的《請劍記》、高汝拭的《不丈夫》及未著姓氏的《孤忠記》等。誠如吳偉業在《清忠譜序》中指出的，這個創作熱潮，在魏忠賢案剛剛布露時就形成了： 逆素既布，以公（指周順昌）事填詞傳奇者凡數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譜》最晚出，獨以文肅與公相映發，而事俱案實，其言亦雅馴，雖雲填詞，目之信史可也。 這不有點像當年嚴嵩勢力剛敗即演《鳴鳳記》的情景麼？由此可見，傳奇創作從明代到明清之際，越來越成為一種十分普及、十分趁手的吐憤舒志的工具，一種編制迅速、反響熱烈的宣傳樣式。據張岱《陶庵夢億》記載，當時另一出記述魏忠賢罪孽的傳奇《冰山記》上演時，觀者竟達數萬人，臺上演出的人和事都是臺下觀眾所知道的，因此反應非常熱烈，有的時候觀眾對劇中人名的呼喚聲和對劇中冤情的憤懣聲，就像浪潮奔湧一般。這種萬人大###，這種氣氛，這種巨大的心理交流，如果以人文主義思想為基礎、為指導，是有可能較早地鳴響封建社會的喪鐘的，但眾所周知，事情並非如此。人民的情緒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對魏忠賢的控訴上，而魏忠賢的罪名則是“逆賊”：叛逆了正統的封建宗法制度。應該說，這一批及時湧現的劇作也參與了這種對人民情緒的引導工作。作為這批劇作的後起者和代表者的《清忠譜》，就以周順昌這一藝術形象對人民的情緒作了有利於封建王朝的吸附。如果這出戏關注的不是這麼一個一時失信於朝廷的忠臣，而是一個敢於問一問產生魏忠賢的客觀原因，敢於在市民利益上多作一些考慮，敢於在思想實質上對封建主義保持一點獨立性的人，那麼，那種萬眾一心的觀劇場面很可能是中國社會走向新生的溫床了。然而李玉和其他蘇州劇作家並沒有達到這種思想水平，他們立足的土壤也沒有向他們提供這方面的條件，因而他們自己深感忭慰、也要引導觀眾感到忭慰的結局只能是： 目今新主登極，大振乾綱；魏賊正法戮屍，群奸七等定罪。世界重新，朝野歡慶。向日冤陷諸忠臣，謫戍者悉已召回復職；慘死者盡皆寵錫表揚。……九天雨露洪恩重，萬里山河氣象新。 被“逆賊”篡奪了的權力又回到了君王手中，封建政治排除了產生於它自身的一次災變。人民還須回過頭來，感謝封建君王。這便是《清忠譜》在思想內容上的根本侷限，也是中國戲劇文化終於未能順著《牡丹亭》的道路開創的一個人文主義天地的重要原因。&nbsp&nbsp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世紀的豐收（7）

但是，歷史上的文化現象往往是非常複雜的。以肯定和歌頌封建政治為皈依的《清忠譜》，還因通體散發著一種凜然浩氣而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包括那些對封建政治毫不喜愛的觀眾在內。東林黨人周順昌、市民顏佩韋等人的政治觀念帶有很大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我們可以不接受，但他們為了自己所信賴的觀念赴湯蹈火、百死不辭的意志和豪情，至今仍然具有動人心魄的震懾力；蘇州人民的情緒當然還缺乏更正確、更進步的引導，但他們對於正義人物的深厚同情心，對於一切倒行逆施的普遍仇恨，對於政治背景的深切關注，卻也能使今天的觀眾感奮起來。這種複雜的文化現象和美學現象，從藝術上說，體現了藝術構件對於藝術構架的獨立性，藝術途徑對於藝術目的的獨立性；從思想上說，則體現了氣節、意志、人生風貌對於政治目的的獨立性。即便是那些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後代志士，也會透過《清忠譜》進一步激勵自己的鬥志，儘管在基本意旨上他們正與這出戏相逆。藝術，特別是像戲劇這樣的複雜藝術，不會僅僅以一個簡單的目的性面對觀眾的，它們總是以一個複雜的整體面向世界。對於不同的觀眾，它們多層次的思想內容大抵具有可剝離性，以適應各有取捨的要求。 周順昌、顏佩韋等人的戰鬥意志確實具有奪人的力量。他們與《趙氏孤兒》裡的那批義士不同，不是要做一項秘而不宣的事情，而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