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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最後也很難說究竟誰戰勝了誰。如果簡單地把李香君、侯朝宗的悲劇寫成是由阮大鋮等人一手造成的，那在藝術效果上就會比現在的淺薄得多，破滅的必然性也會軟弱得多。事實上，戲的最後真正殞命的是阮大鋮、馬士英，而不是李香君、侯朝宗。李香君、侯朝宗平安無恙地聽到了阮大鋮、馬士英死亡的訊息，是不是可以算是李、侯對於阮、馬的戰勝呢？是不是可以就此而高唱凱歌呢？不能。人們發現，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李香君和侯朝宗還是歡呼不起來，即使在這樣本應愉悅的戲劇情境中，仍然充溢著一種壓人的破滅感和失落感；於是，人們進一步發現，原來李香君、侯朝宗搏戰的對手並不僅僅是阮、馬等群醜，而是整個順坡下滑般地破敗著的客觀現實。阮、馬之流只是現實破敗的一種表徵，他們雖死，現實的破敗還是每況愈下，使得李香君、侯朝宗要在六朝古都、秦淮河畔尋找一塊能平心靜氣地生活的地方也成了一件難事。李香君、侯朝宗不只是一對互相忠貞的情人，他們各自固守著很多有關民族大義、人生節氣等崇高的觀念，他們的結合在思想傾向上帶有明顯的社會政治色彩。因此，團聚並不是他們追求的主要目標，阮大鋮對他們的阻難也並不僅僅是對婚姻的破壞。當一個破碎的國家、呻吟的民族橫陳於眼前的時候，兩個人都會感到自己首先是失敗者而不是勝利者。因此，他們很容易地聽從勸說，不在大失敗中享受小勝利。有的評論者認為他們這對夫妻已經走到團圓的門檻裡邊，再把他們硬行拆開，未免生硬；本書認為，這正是劇作要旨的透露。把他們寫成大團圓當然也未嘗不可，但這樣的一個勝利的結局就會反溯全劇，使全劇矛盾僅僅成了李、侯與阮大鋮的鬥爭，至多得出一個“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簡陋歸結；反之，我們如果承認李、侯更是在與客觀整體現實搏鬥，而現在已成了根本意義上的失敗者，那麼，也就不願意把一個大團圓的結尾強加給他們了。當孔尚任保持了破滅的必然性，也就開拓出了全劇在社會歷史意義上的深刻性。 這種破滅，明顯地是指明朝的潰亡，但又不僅僅是如此。孔尚任當然在悲悼著明朝，但對明朝的腐敗昏聵也恨之入骨；對於清朝，他也並不像那些遺民那樣完全白眼相向，從根本上否定它的正統性。那麼，他強有力地刻畫了的必然性破敗，究竟還包括什麼內容呢？或許還應該包括：對現實世界的失望，對兒女柔情的揮棄，對封建政治理想的淡漠，對儒家道學觀念的動搖，以及對於國家民族急速下沉趨勢的無可奈何、無可挽回的嘆息，簡言之，對於末世的預感。這一切，都帶有必然性。即便滿清沒有入關，明朝依然存在，這種從封建制度本身肌體中散發出來的黴腐氣息也會被人們聞到。《桃花扇》的傑出之處在於，它在描寫明朝氣數已盡的同時，不自覺地透露了整個封建制度的氣數資訊。這比簡單地扶明反清更弘廣了。因此，今人把《桃花扇》改成侯朝宗事清、李香君批斥的結尾，也並不合適，因為這隻在明清、漢滿之間劃界限，而事實上這種界限的禁嚴性對今天來說已不存在很大的現實意義。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整體性消亡的契機和徵兆。這種徵兆，在《桃花扇》原作中是依稀可辨的。須知，當孔尚任在山東曲阜老家安度生命的最後幾個年頭的時候，將大聲地用藝術方式宣告封建社會氣數已盡的曹雪芹，已經出生。時代發展的趨向，首先向第一流的藝術家發出了朦朧的通知。&nbsp&nbsp

世紀的豐收（14）

《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之後的總批中有這樣的話。 離合之情，興亡之感，融洽一處，細細歸結。最散，最整；最幻，最實；最曲迂，最直截。……而觀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為團圓，何其小家子樣也。 這是說得很好的。團圓的結局加在這部戲中即呈“小家子樣”，而孔尚任的旨趣遠在“小家子”之外。犧牲了戀情的完整性和現實性，卻換來了歷史感受的完整性和現實性。《桃花扇》著重追求的是後者，這是它與《長生殿》迥然有異的。 當一對情人在法師的指點下割斷花月情根，男的來到南山之南，女的去到北山之北“修真學道”之後，孔尚任讓已經做了漁翁的柳敬亭和做了樵夫的蘇崑生的一段長篇談話來歸結全劇，從而實現了全劇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完整性。他們以超逸的態度，評判著歷史功過，交流著離亂之感。蘇崑生告訴柳敬亭，他前些天為了賣柴，到南京去過了，憑弔了故都遺蹟，但孝陵已成芻牧之場，皇城蒿萊滿地，秦淮無人跡。他把自己的見聞一一唱了出來： 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