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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軍,也作為防守瀋陽的主力,共產黨曾派入“內線”策動起義,五十三軍內部也有人想起義,都因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瀋陽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兒帶著“張大帥”張作霖夫人的親筆信,趕來勸他起義。他火了,竟要槍斃親生女兒。
如今,周福成被帶到十六團後,一再堅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誠”。
一些守軍則紛紛要求“火線起義”。
十一月一日上午,駐守在鐵西區北路的東北第二守備總隊(相當於師),派代表找到二縱五師十四團,邀十四團派代表去總隊談判。總隊長毛芝荃和副總隊長佟道,要求承認其部為“火線起義”。十四團政治處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禦部署圖,撤到指定地點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說解放軍有位“周政委”,已經答應他們“起義”了。不談了,去五十三軍軍部找這個“周政委”,根本沒有此人。
下午又談,一方堅持要求“起義”,一方堅決不同意,言來語去迸出火星子。
“起義”,還是“投誠”,關係前途和命運,當然非同小可,是個“原則問題”。可是,當十四團部隊逼近總隊司令部,迫使警衛排放下武器後,也就沒甚麼“原則”可爭執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從遼西逃回瀋陽的新三軍暫五十九師師長梁鐵豹,也要求“火線起義”。
比較曲折複雜的,是駐守在瀋陽東郊的新1軍暫53師的“起義”。
做為王牌中的雜牌,遼西戰役後期,師長許庚楊就醞釀起義。10月28日,遼北軍區和所屬獨1師進至東郊,許庚楊即派人與獨1師晤談,要求起義。10月31日,遼北軍區同意暫53師所屬三個團為起義。
當天,“林羅”兩次來電,批評遼北軍區先斬後奏,認為暫53師是在大兵壓境下迫於形勢,不能算起義,應按“反正”(即投誠)對待。
但協議已經達成,代表已經派出,功城和起義即將開始,來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羅劉”在給軍委的電報中說:
現五十三師整個建制仍未動開至法庫(應為“開原”——筆者)整訓,目前似乎只有承認該部起義的辦法⑵。
軍委覆電表示同意。
後來,暫53師並未按起義對待,而被宣佈為“反正”。1949年4月,起義後被授予“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三師”的暫53師,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義”,還是“投誠”,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論。
在宦海中行將滅頂的將校們,抓緊最後的時刻,用盡最後一絲氣力,苦苦掙扎,討價還價,拼命要在官場上保住一頂那怕是多麼可憐的烏紗帽。
士兵們則見了“共軍”就問∶誰管我們那?怎麼還不“解放”我們啊?
離休前為某師副政委的張天鑄老人,當時是“剿總”特務團二營六連中士班長。
老人說∶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營奉命到機場保護飛機,好讓大員們逃命。飛機飛了,團長沒了,營長也不見了。四連的兵提著槍到處找連長,說連長把他們多少錢揣跑了。回到營房,營副讓把槍架在院子裡,讓大家進屋等著,也沒說等甚麼。第二天,聽說四連跑光了,機槍連也沒幾個人了。六連剛從安徽徵來不少新兵,東南西北還沒弄明白,一個個哭眼抹淚地說∶你們到哪兒我們到哪兒,可別把我們扔了呀!
排長王福廕和我是老鄉,都是長春人,南下到廣西留在南寧軍分割槽了。他說咱們回家吧,我們就走。當時也不知道長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這國民黨的天算是塌了,我們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敗的鵪鶉鬥敗的雞”。
走到南湖,槍越響越密,不敢走了,躲進一個跑光的國民黨大官家裡。一天一夜沒閤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麼的了。第二天上午來幾個八路,把我們嚇的呀。他們看我們一眼,帶搭不理的說,你們到樓上去住,下邊要住部隊,就走了。
王福廕說,這八路見國民黨怎麼不抓呀?還讓咱和他們住一塊,晚上若往上邊扔顆手榴彈不完了嗎?他說咱倆還是回營房吧,反正天塌下來大家擎著。
街上亂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國軍,你來我往,誰也誰不管誰,那才有意思呢。八路東張西望,一雙眼睛不夠用了,國軍有的問八路到哪兒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問又不大敢。有個揹著個電臺的國軍,問我們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們走。有的手裡搖晃著錢,去敲路邊飯館的門。過去老遠見了,老闆早就點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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